《造型之维（杨梓诗歌美学论）》：
二、造型通贯于整个审美创造
意味造型贯穿了杨梓整个诗歌美学创造活动，不仅体现在早期诗歌创作活动中，也体现在《西夏史诗》中。因为文化精神的展现须主要借助非现实的幻想性审美思维，整个神秘的党项文化历史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映像，而是生活世界中的某种理念、思想、情感、理想之折射。如此，《西夏史诗》中许多历史形象往往并不代表党项历史世界中某一真实原生之造型，其中之人物、事件均意指着某一个其他事物或理念。故《西夏史诗》中的世界是一个丰富的、多彩的意味造型世界；仿佛各种党项历史事物既是对应之物，又是统一之物，作品显示出能显示的具体的可感知部分，又把接受者引向那不能直接显示的不可感知部分。因此，神秘的党项历史中的不少群像也就成了《西夏史诗》中的意味造型对象。神秘的党项历史实际是《西夏史诗》审美创造之母体，意味造型作为一种美学果实，通过此部作品得以更茁壮地成长、成熟与曰臻完美。所以，《西夏史诗》既是一部赞颂党项人“生生不息力量”之史诗，也是一部讨伐那个历史时期王权专制之史诗，它是将那个历史时期送上人类理智法庭进行审判的一次证据确凿的指控。在此方面，作品的不少地方均有明示。无论是战争还是宫廷的斗争，终遭灭亡的是党项人的生命之美，党项人的家园也成为永远的梦想。理性与非理性的力量钳制着党项人之一切，有如梦幻一般，日复一日地扭曲……任谁有美丽之憧憬，皆不可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人，像虬蔓附体，不能自拔。党项人无家可归，四处逃亡，普通人不能成为正常之人，英雄不能成为正常的英雄。哪里有他们的生存之地？此皆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生存环境，人常常无法抗拒那种强大的异己力量。《西夏史诗》中此类范型化之图式，显得辛辣、尖锐和严厉。它没有给历史进程中荒谬之年月统统套上辉煌的光环，而是将它呈示于当下，让接受者去反思、去分析、去批判。它主要传达的历史意蕴是意味性的，故其以“迷误”作为作品之伏笔穿插其间，但它在意味性造型的历史世界中又不断地闪现出历史时代之剪影，以富于特征性的丰富细节、图景，将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些荒谬揭示出来。如此庞大、精湛的一部史诗作品，既有对历史世界之思考，又有历史世界之多彩呈现；既有对党项人生存之宏观把握，又有对历史世界之微观捕捉，是对史诗作品表达历史世界审美功能之极大拓展。
当人类跨入21世纪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后，杨梓告别了民族历史文化的审美创造，以意味造型审美活动为目的的诗歌创造获得了极大成功，但意味造型依然是杨梓诗歌创作中坚持的审美路径。在《骊歌十二行》中，四卷作品皆以“乡”之意象进行意味造型创造，其意义明确而深远。“乡”明确表达着诗人追寻之根性只存在于变迁的世界之外，而具有纯洁心灵之人仍会极力去追寻，因为人类的情感与想象会因遨游在“乡”间而变得更富足、更纯洁。以“乡”建构的诗歌美学，不论是在梦中，还是独在异乡，在梦呓之国，还是在西域内外，皆需要寻找。“只是希望出现奇迹，再次相遇”，“为了一片大漠上的绿洲”，诗人还是“独自开始一次心灵的跋涉”。但是诗人刚刚开始上路，“就被泪水碰断目光”，“只好闭上眼睛／却见荒原上一棵即将枯死的树／只因一滴泪水而发出新芽/奇异的芬芳将我埋葬”。“乡”，意味着生命之根，只有在牺牲中才能得见。但此根系非永久可以把握的，所以“乡”还是未能得见。21世纪之初，杨梓仍在探索人类之根脉究竟在哪里，只是对此种意味性造型创造之认知更加深入了。诗人之“乡”，应该包含着多层意义，它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命之根的体现，又饱含着大自然之奥秘，因此它既体现着人类精神上的根脉，又体现着人类物质上的根脉；既关系到现实世界，又关系到未来世界。杨梓用“乡”这样具体的意象来表示抽象之理念，他要表明，人类生命之根的存在，虽然我们总不得见，以为其离我们很遥远，但经过干难万险，最终是可见并可坚守的；即使会得而复失，也能再次找到。此种“乡”之意味造型，突出了生命之根就在我们身边之寓意。“乡”之生命之根的意味造型创造应该毫无疑问，但“乡”蕴含着对现实世界之批判意味也十分明显。此系列诗作除体现了杨梓的优长一诗歌的美学造型富有抒情性与纪事性，善于用丰富的想象与读者交互，以及难能可贵的诗情画意，还表明意味性造型有着抽象般的、人道主义之性质。相信人类自己、相信未来、相信精神文化之根性、相信人类能战胜历史进程中的一切问题，这一切给他的诗歌美学带来了乐观主义的情调。因此，我们把“乡”之意象建构与意味造型解读为对人道主义理想之探寻，此解读与对现实世界之批判相互贯通，也可看出杨梓是一位乐观主义诗人。他的作品展示着旧有生活秩序必将破除，新的美好未来必将到来，诗人在作品中预示了历史变迁中的旧时代即将过去，一种崭新的精神文化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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