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译著全集（第二十一卷）》：
在美国，戏院的老板，不是资本家，就是制片商，或者是剧团资本家。整个剧场首先是着眼于有钱的观众，着眼于资产阶级。因此，剧场在规定自己的工作时，就不能不考虑到那些有优先权到戏院里来找寻娱乐的资产阶级观众的口味。在苏联，戏院是属于国家的，演员们的薪金是有保证的，他们完全用不着关心戏院的收入如何，而观众呢——那就是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
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不久，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一道戏院国营的通令。这就奠立了戏院的新的经济基础，使得戏剧事业从生意眼的顾虑上解放出来，使它不用再担心明天的日子和各种不同阶层的富商与鉴赏家们的任何影响。
到戏院里来的，是新的观众。莫斯科艺术剧场的组织者、领导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那本名著《我的艺术生涯》里，曾讲到这种新的观众，他这样写道：“随着革命的到来，许多不同阶层的人民都在戏院里经过：有一个时期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军事代表，继而是青年，最后则是工人以及一切还不曾跟文化接触过的观众……这批观众是非常爱好戏剧的：他们跑进戏院里来不是路过，而是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和对于某种重要而不曾见过的东西的期待的心情……”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继续讲道：“……当我们演出时，场子里挤满观众。他们的注意力达到紧张的程度，而在表演终结时，则喝彩声喧天。一个俄国人，要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感染观剧的热情。剧情愈是激动和抓住人的心灵，那么它就愈有吸引力。凡是能够逗人哭泣，提到生活的哲理和听到聪明的字句的戏剧，比起那些使人在看了之后一无所得的放肆的闹剧来，是更为一般的俄国观众所爱好的。”
事情的本质就在这里。新的观众严肃地看着演剧，他们想在戏剧里面搜寻到那些关于生活、斗争和建设等动人的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这里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对于戏剧的态度——对于作为文化生活的中心和社会教育机关的剧场的态度。远在革命以前，这种态度早就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进步阶层所持有。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曾这样讲到戏剧的人民性：“戏剧诞生于广场”。他又惋惜地说道，随着时间的演变，戏剧“遗弃了广场”而移进了“宫廷”，那就是说它移到皇宫里面去；它在那儿退化了，变成为人民所不了解的东西。另外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尼古拉·果戈理——不朽的喜剧《巡按》的作者，也曾多方强调戏剧的教育意义。
这些前进的意识，在19世纪优秀的俄罗斯剧场——莫斯科小剧场的有才能的工作者之中找到了拥护者。在19世纪的后半叶，有人说莫斯科有两所大学，其中一所就是指小剧场，这并不是偶然的。
不过，在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初叶，俄罗斯只有个别的剧场，拥有着崇高的社会目的。
在革命之后，情形就完全改变了。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阶段，剧场的建设在苏联采取了非常的规模。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受到由于战争封锁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所造成的严重的困难，但是剧场依然是获得国家最广泛的援助的。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对于戏剧工作者就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苏维埃国家当局对于剧场，不论在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特别注意的，这原因是由于他们把戏剧与观众的思想教育及文化发展的整个制度相配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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