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车楼谭艺》：
教纪泽：“随尔选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并用比喻说：
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并进一步发挥说： 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氏还认为“有恒”必须是痛苦并快乐着。他分析须有一种趣味和生机在其中，“恒”乃可历久不衰。于是，他告诫儿子们：
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被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曾氏对写字的要求是“既要求好，又要求快”。若写得又好又快：
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为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 二、书法鉴赏与书法追求 1。貌异神异乃为大家 我们如何去鉴赏书法呢? 曾国藩告诉我们：“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此其一。
其二，字的点画体势不能不察。“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
其三，阳刚、阴柔二美不能不辨。字“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
其四，“险”“和”二字缺一不可。“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
其五，鉴赏不能道听途说，随口附和：
“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都道听途说、扣榘扪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凡言兼众长者，皆一无所长者也”。
总之，他认为：
凡大家名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不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曾国藩与大书家何绍基纵论书法乾坤的故事更是把书法鉴赏提到了一个新高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氏给四位老弟的信中，有如此记载：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能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若曾氏对书法没有大彻大悟，绝不会有如此绝论，也不会得到被曾氏预言“必传千古”的大书家何绍基的如此肯定。
2．将柳、赵合为一炉。吾之夙愿
曾氏回忆说：
吾自三十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
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麓山寺碑》，略有进境。
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有志莫遂。
他谦虚地认为他的书法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
虽然，他不能和朋友何绍基一样以“书法”留名于世，做到“人以书传”，但是，他的事功的显赫却远在何氏书名之上，同时，也冲淡了他自己的书名。最终，曾氏以他的事功留名于世，他的治学、治军、治家，包括他的诗、文、书法也随之留于后人，所以只能“书以人传”。
晚年，他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作字……，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他说：
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他的书法确实具有了自己的风格。
三、书法特色及成就
曾氏书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他的一生，经过曲折的人生历练。
我们从《曾文正公手写曰记》影印本看到他早年的日记，时而行书，时而楷书，时而笔法苍劲有力，时而信笔挥毫，不甚着意，说明这时期的曾氏年事尚轻，性情未稳，生活心境难免随外界际遇而升沉。48岁时再写日记，至死未断，此时才维持行书字体，而且大小规整，格式一致，这也象征他的思想和性格的成熟，受外界的干扰和动摇较少了，他此后的小字行书日记真是精美绝伦，神采飞扬，点画姿态呈千种气象，结构错落具万种风情，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令人百看不厌，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
曾氏的字有几个显著特色：一是字的笔画转折处，促膝曲肘，棱角分明，森然有峥嵘气象，凛然不可侵犯。二是他写的撇，如长枪大戟，铁骨铮铮，正气恢宏，势走千里。三是他的行书小字大都用露锋，风神潇洒，英姿飒爽，美轮美奂；而大字题赠大都用藏锋，沉着狠辣，浑厚昂藏，镇之若鼎。
曾氏的字，有一股倔强气充盈其间，厚重沉雄，不威自威。这与他鲜明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曾氏曾说：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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