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散文卷（1980-2017）》：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其发端．是在西方传教士，是他们提出了最初的设想，并且做出了具体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启发了中国的学者和政府。用字母注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较快地认识汉字，它成为国语运动的基础。但是，在西方传教士看来，既然用字母注音可以取代汉字，汉字的存留也就成了问题。这一思路也被中国学者继承下来，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需要，成为后来语言学界的重要争论之一。这是当时学界“西化就是现代化”思潮的一种表现。
事实上，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报刊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最早的启蒙就是由西方传教士出版的报刊和翻译的西书开始的。西方传教士对平民的传教与清代白话文运动启蒙普通百姓的宗旨也是很相近的，晚清的思想启蒙运动实际上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晚清先进士大夫在思想上几乎都受到西方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启蒙杂志和墨海书馆、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出版的中文西书的浸染。晚清的同人启蒙报刊显然不同于《申报》这类市场化的报刊，而更像西方传教士办的启蒙报刊。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其实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启发，是学习西方传教士的，在白话文运动的发难之作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就提到：“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语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则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①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许多白话作品，也具有欧化白话的倾向。晚清白话文运动也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设想，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甚至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五四”白话文运动可以做到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够群山响应。接受欧化白话文的社会基础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了。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表现。我们寻找“五四”新文学的起源，应该看到西方传教士对此曾经做出过贡献。西方传教士的白话文有的比“五四”作家写的白话文更像后来的白话文，是因为他们直接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即使不是翻译是创作，也是用外文先想好了，然后翻成汉语。这种汉语书写方式是非常独特的，只要对比一下今天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比“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更加接近外语作品，这种接近实际上显示了现代汉语的变革走向，以及它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假如我们再联系以下几点：由西方传教士发端的中文报刊作为新兴传播媒体给近代文学变革带来的影响，推动了文体及语言的变革和文学的通俗化；晚清的“新小说”运动实际上源于曾经做过传教士的傅兰雅提倡的“时新小说”征稿，他最初提出了用创作“时新小说”来改造社会恶俗的设想；近代在文论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救国论”实际上源于西方传教士林乐知翻译的《文学救国策》，以文学为“教科书”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它们后来都成了统治中国文坛的主流①_一我们也许会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印象，他们在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功能、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传播方式、读者对象、教育培训等诸方面都曾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产生过影响，它的力量远远超出了目前学术界对它的估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
欧化白话文改造了汉语，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表现，汉语欧化的结果，也失落了不少传统文化的内涵，促使汉语“平面化”，失去了汉语原有的厚度。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是从《马氏文通》发展而来的，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批判《马氏文通》的做法：“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确立。”他认为一直到30年代，摆脱西方传教士影响的中国的真正文法并没有建立。他担心汉语的欧化语法会导致中国文化的失落，甚至警告当时的语言学家：“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②30年代还曾经发生过十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拒绝汉语的欧化，要求汉语恢复传统。就是在主流文学内部，也曾经出现对欧化白话文的反思。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文“造成一种风气：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惯的所谓白话”③。寒生（阳翰笙）也认为：“现在的白话文，已经欧化、日化、文言化，以至形成一种四不像的新式文言‘中国洋话’去了。”④对于当时的白话受到欧化影响，他们的看法与陈寅恪、王国维以及十教授倒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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