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拜上帝教宣扬只要肯为天国奋斗的人,活着可以永享太平,死后可升人天堂,永享天福,这使得太平军有了斗争目标,有了坚定信念,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堂。虽然这样的承诺后来变成了泡影,但在天国初期,当从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太平军遭遇清军时,无不奋勇当先,打得清军溃不成军,连换前线统帅;在天国后期,当安庆天京城破时,无一人降清。这样的战斗力与士气显然是与宗教信念分不开的。
最后,拜上帝教虽不等同于基督教,但毕竟跟基督教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种形势使得很多外国人在早期对太平天国持观望,继而中立的态度。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外国公使接踵“访问”天京。这些公使的到来,不论其真实意图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被拜上帝教吸引,想亲自来看个究竟,并了解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以及洪秀全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区别。在这个逐步了解的过程中,他们及所代表的国家都保持了中立,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前期进展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3.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作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拜上帝教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使太平天国领导人从中吸取了信心和力量。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拜上帝教这一宗教的弱点及消极性日益暴露,太平天国领导人陷入了宗教迷信,不能自拔,最终误国。它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拜上帝教逐渐成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团结和事业的发展,酿成了天京事变。同时,理想天国的破灭,诺言成空,宗教神话已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人们由狂热到失望直至人心冷淡。
1848年4月,杨秀清利用紫金山区民间“降僮”巫术,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发布号令,逐步控制了当地拜上帝会。1849年5月,洪秀全从广东返回广西后,认可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从此,杨秀清取得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在宗教地位上取得最高权威,造成拜上帝会领导的两元化,埋下了以后领导集团分裂的祸根。随着个人权势的急剧上升,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成为“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他动辄以一些小事借“传言”凌辱、迫害乃至处死广大太平军将士,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容、卫天侯黄玉昆等这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杨秀清利用“传言”和洪秀全争夺最高权位的企图同样咄咄逼人,1853年12月,杨秀清借口洪秀全虐待女官,“传言”令洪秀全跪地受杖责。“传言”的消极作用已到了顶点,导致洪、杨两位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间的矛盾迅速激化。1856年太平军相继打破江北、江南大营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杨秀清居功争权也到了顶点,再次代天父“传言”,“逼封万岁”,终于酿成了滔天大祸的天京事变。在这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部角逐和火并中,“传言”的宗教迷信方式成了一个诱因和导火线,对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团结统一起了瓦解作用。
这场自相残杀的大灾难,不仅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而且对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是无情的讽刺和嘲弄。“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的现实,驱散了往昔皇上帝的威灵和神圣,动摇了广大群众对神天上帝的信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歌谣的传播,说明宗教神话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已失去了原有的维系力。
第二,拜上帝教主张独一真神,排斥众神与偶像,这背离了儒学;太平天国所推行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使中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很大,更是触怒了士大夫和读书人,从而失去了曾有的理论优势,进而丧失了政治优势。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是不能够轻易被改变和舍弃的,而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奉上帝为真神,排斥一切偶像崇拜,他们摧毁佛、道建筑和神像,禁止民间崇拜祖先的旧俗;废除传统历法,推行拜上帝教的天历;废止传统婚葬习俗,推行符合“拜上帝教”教义的礼俗等,这一切都引起老百姓不同程度的反感情绪。除此之外,洪秀全直接把矛头指向孔孟,焚古书,禁儒学,定都南京后,发布禁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术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向罪”。这对把读书视为“最上品”的士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太平天国拉开了与士人的距离,因此也就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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