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特聘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任人类学访问教授。是《人类学的历史》《历史和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等期刊的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历史人类学、殖民地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1997）等。
　　
　　[美]乔治·E.马库斯（George E.Marcus），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校长讲座教授，曾经多年担任赖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创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对精英群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与迈克尔·费希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和《不顾深浅地迈向民族志》（1998）、《重读文化人类学》（主编，1992）等。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黎，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霞，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
　　
　　谢国先，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在流行的意象中，民族志学者已经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权威的观察者（也许玛格丽特·米德是最好的代表），转换为德洛里亚在《卡斯特为你等之罪而死》（Deloria 1969）中描绘的不讨好的形象。的确，这帧负面肖像有时候凝固为一幅漫画——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带走部落的知识而毫无回报，把粗糙的画像强加于敏感细致的人们，或者（最近）成为老于世故的被访人愚弄的对象。这些肖像画差不多也和参与观察的更早的英雄式版本一样是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作品真的陷入了一个充满持续和变化的权力不平等的世界，并继续卷入其中。它叙述权力关系。但它在这些关系中的功能是复杂的，经常是情感矛盾的，潜在地是反霸权的。
　　不同的民族志游戏规则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一个研究美洲土著文化的外来者可能期待——也许作为继续研究的必要条件——为支持土著的土地要求而在诉讼中作证。国家和地方的本土政府如今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式限制。上述情况以新的方式决定了关于特定的那些民族什么能够说，特别是什么不能说。一类新人物出场了，那就是“本土民族志学者”（Fahim，ed.1982；Ohnuki-Tierney 1984）。研究自己的文化的局内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的深度。以独特的方式，他们的叙述既获得了力量也受到限制。加于民族志实践的各种各样的“后一”或“新一”殖民规则并不一定会鼓励“更好”的文化叙述。判断一个好的叙述的标准从不曾稳定下来，而是不断变化的。但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转换、规则变迁和新的妥协中出现的事实是，一系列历史压力开始在研究“对象”方面重新定位人类学。人类学不再带着自动的权威替那些被界定为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原始的”“前文字的”“无历史的”）说话。其他人群不再那么容易被抛人特殊的、几乎总是过去或正在过去的时代——把他们表现得仿佛他们没被包含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之中，而正是这些世界体系把民族志学者和他们所研究的人民一道牵连其中。“文化”并非为了要被描绘而静止不动。试图使文化保持静态，必然包含了简化和排除，选择暂时的焦点，建构特定的自我一他者关系，以及一种权力关系的强加或谈判。
　　战后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对“西方”表述其他社会的能力的削弱——已经被对表述本身局限性的重要的理论化过程所强化。我们没办法充分考察对维柯（Vico）称之为文化史的“严肃诗歌”的各种各样的批评。立场层出不穷：“阐释学”“结构主义”“心态史”“新马克思主义”“谱系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还有大量“替代性认识论”——女性主义的、民族的、非西方的。至关重要但并非总是得到承认的一环，是正在进行的对西方最自信、最有特色的话语的批评。不同的哲学可能暗中拥有这一共同的批评立场。例如，雅克·德里达对从希腊先贤到弗洛伊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拆解，沃尔特·J.翁对识字后果的相当不同的诊断也全面拒绝了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几千年来解释世界的制度化方式。对思想的霸权模式的新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编年史作者的、福柯信徒的），与最新类型的文本批评（符号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都深信，那些在历史、社会科学、艺术甚至常识中似乎是“真实的”的东西，总是可以分析为一系列限制性和表现性的社会准则和惯例。不同类型的阐释哲学，从狄尔泰、保罗·利科到海德格尔，都提醒我们，最简单的文化描述也是有目的的创造，阐释者不断地通过他们研究的他者来建构自己。20世纪的“语言”科学，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到沃尔夫、萨丕尔、维特根斯坦，证明系统性、语境性的言语结构确实存在，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所有现实的再现。最后，在许多研究领域，修辞重新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几千年来它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从而可能对约定俗成的表达模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新修辞学结合了符号学和11话语分析，关注肯尼斯·伯克所称的“涵括情境的策略”（Burke 1969：3）。比起关注怎样说得好，它更多地关注在一个充满公共文化符号的世界，到底如何说，如何有意义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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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
25周年纪念版前言：关于《写文化》，2020年
前言
导言：不完全的真理
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
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
论民族志寓言
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
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
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
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
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跋：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职业
参考文献
撰稿人及译校者简介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