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与历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77年，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文艺报》等期刊开设专栏，发表了茅盾的《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巴金的《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和刘晓江的《实践与文艺批评》等文章。《文学评论》第6期也发表了周柯的《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辛宇的《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蔡仪的《实践也是检验艺术美的唯一标准》等文章。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会议反思了以往文艺政策的失误，提出思想解放的指导思想，指出实践也是检验艺术美的唯一标准。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以恢复并迅猛发展起来。1979年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现代文学研究走上规范化、组织化的道路。文学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希望通过新史著的编写从宏观体系上恢复现代文学史的原貌。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得到肯定，学术问题得到深入探究。仅从1978年至1980年，全国就出现了20多部现代文学史。其中，曾因“文化大革命”中断而在新时期再度开始编写的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影响最大。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60年代初“调整”时期由周扬主持组织编写的全国文科教材之一，当时的教材编写组主编是唐弢；编写组曾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70年代后期又恢复并重组，由严家炎代行主编之职。1979年，三卷本全部出齐。这套史著，一方面针对50年代后期的激进文学标准做了调整和矫正，最大限度地将不同文学史现象包容进来；另一方面，仍然依照《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历史叙述，突出强调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特性。所以应该说，这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
这部文学史以丰富广博的史料做支撑，以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为主，兼及其他作家作品，试图将文学放在广阔的社会时空中进行观照，力求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多彩的全貌。因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无不涉及，形成“大百科全书”式的宏阔之势。该书囊括作家五百多名，一些曾较少被提及的作家作品，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京派作家萧乾、芦焚，以及张恨水、邵子南、邹荻帆、李劼人、李健吾等，都在书中出现。同时，这部文学史还收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对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维吾尔族的黎穆塔里夫等著名少数民族作家都有相应的论述。这在当时十分难得。唐本对现代文学史的定性作了新的尝试，认为：“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文学成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绝对优势的并获得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它“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性质”。
对于文学史向来关注的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运动，唐本进行了较切史实的甄别和辨析。如：关于胡风的主观论问题，该文学史在指出其消极方面之后，指出“反过来，后来却把胡风等人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文章一律当做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艺工作者误把提倡现实主义道路视为危途，影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种话语在胡风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的1979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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