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母亲

母亲，要是我当面跟您说些赞美的话，您一定满脸赤红地背过身去，为我倒一杯水，或翻开抽屉，拿起一根针……您一定感到奇怪，因为您的儿子从未做过这种表白。

在离故乡很近的大城里，我坐在深秋的孤寒中给您写信。窗外阴云低垂，沉重而灰蓝的烟雾在遍山几近枯黄的法国梧桐叶丛中浸漫。有一只鸟，悲哀且凄凉的低吟被一丝冷风送进了窗隙。什么也不想干，我只想跟您说话，母亲。而此前我一个字都不敢写，甚至不敢想起您。在您面前，我有巨大的怯懦和无限的愧疚啊，母亲。

祖母在世的时候，常讲您和我的故事，说是菩萨保佑我活下来的。五十年代，我们住着乡村一进好几家、整个村子连成一片的老式房子。我家住在最高也最深的第五进，一天晚上，我躺在类似那种又长又深的老式浴缸的竹摇窠里，您俯下身子给我喂奶。祖母那时在第三进跟人家聊家常，她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拔腿就往自家跑。您太累了，母亲，奶头在我幼嫩的唇里，而您睡着了。祖母突来神力，把您一下子掀起来的时候，我已窒息得满脸青白，鼻孔里已探不到气息了。您惊呆了，您不知所措。您哭了。您才十八岁，母亲。您从此把整个青春献给了我们兄妹七个。您用生命，用无法表达也不用表达的爱庇护着我，无论我在武汉，在海口，在人生的海角天涯……

上大学的第一年，暑期的一天，我到镇上一个同学家，天黑许久才动身回来。我不惯于走夜路，何况阒无一人的山路。孤独的脚步声，小时就听到的关于路两旁水塘与坟地奇怪的传说，更使我一步一惊心。正当我不得不走，又不敢勇往直前的时候，有一种声音像阳光一样从遥远的夜空缓慢而急促地传来，将夜路的崎岖与险恶一块一块一团一团一寸一寸地撕裂……

“传家……传家……”

是您啊母亲，您在喊我的乳名，断断续续而几近声嘶力竭。您那时身体就不好，总是那样疲惫、瘦弱和苍白。我极尽音量来回应您，但总觉力气不够，我竟没有能力到达您母爱的期待。等我走近您的时候，母亲，您竟一人站在光秃秃的山岗上，手拿一根竹棍，而旁边的山坡就是一大堆乱坟，那是乡下胆怯的人夜晚最怕走过的地方。我素知您的胆小和慈悯，连鸡也不敢捉杀，而您更深谙儿子的脾性，您是为了我才成了这个夜晚的英雄啊，母亲。那根深红色的竹棍，也许就是竹摇窠的一部分，而此刻，它比一杆枪一根神杖更富有力量。

二弟昨天来我的学校，言谈间忽然说：“妈妈要是在，今年刚好六十了。”我顿时热血一迸，泪，险些就要流溢了。我是最大的不孝之子啊，母亲。1983年，当我在上海收到家中的电报，知您得了绝症的时候，我整个地陷入了绝望的无底深渊。钱呢？医生呢？希望呢？母亲呢？我几乎长期处在惊魂不定之中。

您是早有胃病征兆的，但您从不叫病，从不提出看医生，一天到晚种、洗、缝、煮，且老是依着孩子们的口味，烧那些铁硬的饭来吃。每餐每顿，桌上新鲜的菜蔬到您碗中的，往往残剩无几。而变色变味的总舍不得扔掉，归您一人独享了。无知的贫穷且饥饿的我们，抱着侥幸的心理，直到换取了您宝贵的生命。母亲，您是病得直到不能进食的时候才被送往武汉的医院的。开刀半年后，您就在四十九岁的盛年，在每一个母亲都可以从容调整自己的更年期时，离我们远去了。

死，这是我那时最惧怕的一个字，以至于不敢面对。母亲，您给了我男儿之身，而我却给了您临终前最大的缺憾。我巨大的怯懦是您走后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您永别我们的那些天，我正在北方参加一个散文会议，家里无法通知我。其实，我深层的动机是想回避您的死亡啊，母亲。我不忍看到家人万状的痛苦，我更不忍看到病魔把活生生的您折磨成一架瘦骨的惨象，又在一筹莫展的儿子面前停止呼吸。我无力救助您，却采取了逃避的态度，我是多么缺乏您那样的勇敢与坚强啊！当人们还夸奖我，说我尽到了一个孝子的心意的时候，只有您才知道我的怯懦和虚伪啊，母亲，但您从不揭穿我。

在您生前和别后的十一个春秋里，这是我第一次给您写信，母亲。这篇短章，不能追述您一生大爱的一二，也不能忏悔我不可原谅的自私。我知道，写母亲，写您，要用雪一样的纸，血一样的墨，用您坟头大树一样的笔，而我不能。但我深信，用不了几个十年，我会重新回到您疲惫的怀中，在那梦寐的竹摇窠里，我真希望，您用爱，再一次将我窒息呀，母亲！

母亲姓吴，名恒珍，湖北红安下石塘边人。

——原载《羊城晚报》1996年2月25日

致父亲

父亲，在我七十周岁的时候，我试着给您写一封信，您看得到吗？

哦，儿子真是粗心，您老人家不识字，那我只能一个人倾诉了，您应该听得见吧？

记得你是一九二九年腊月二十日出生的，如果您还活着，今年应该是九十四岁的高寿了。那天，也许漫天大雪，也许没有雪，但肯定一片苦寒，天地冻瑟不止。您所在的湖北黄陂北乡，虽不像北方这么奇冷，但冬天从来不好过活。我小时候，两个手背经常冻伤，很多年冬季脚后跟都烂出大洞，痛痒难忍更难熬。祖母和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土布棉鞋，根本挡不住从北方南下的寒潮、寒风与寒彻心魂的大雪。

但您好像从来都是乐呵呵的，跟我们的母亲养育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且都长大成人。这一个功绩，不知道该由谁来褒奖；这一份大恩，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父亲，好像您一出生，苦难就伴随着了，而山一样的责任也压在您肩上了。

您有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第一个父亲叫喻国青，住在塆子的北头。土改的时候，被划为二地主，跟着同塆的头地主喻国芝（也是亲哥哥）管理乡下的土地、耕种与账务等事宜（听说是1947年买下的，第三年就解放了），因为头地主在汉口打码头，顾不了乡下的营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您却跟着您的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外出讨饭了。到过哪些地方？受到了哪些白眼？是怎么活下来的？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您的父亲为什么不管不顾你们母子四人？这一切您都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档案可以调查。唯一的答案，就是您的弟妹和您的母亲，土改时都被划为贫农。我们小时候，一直为有这个成分而备感侥幸，也备感光荣。

您的第二个父亲叫喻国泰，住在塆里的中间第五进。他农忙时种一些田地，农闲时做裁缝，游走四乡，听说还被人请到汉口去过，见过大场面。他有一根带弯把的粗木拐杖，走夜路时必带的防身秘器，因为抽出来就是一把三棱剑，放些寒光。“文革”之前我和弟弟经常拿出来玩。还有不少长方和四方的马口铁饼干盒，空的。我们小时候拿来装土装水，做游戏了。喻国泰1949年前也置办了少量田亩，土改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

下面这个故事是您老人家亲口告诉我的，1952年，国泰家有一个童养媳，年方十六。二十刚出头的您经过协商，就过继到他家成为顶梁柱了。在此前后两年，两个家庭发生了不少大事：国青与国泰两个长辈相继谢世；您本来在汉口的一家运输公司学开汽车，再过几月就可上路当司机了。但为了结婚，为了成家立业，你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回乡做了一辈子农民，从来没有听您埋怨过后悔过。

很多时候，并不是安心种地就可以安身立命的。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二地主，一个小土地出租，这两个莫名其妙的成分，不仅影响到您，也影响到了我们七个子女的成长。

乡村经常会有一些不可解释的奇迹。比如您不识字，但认得了人民币；您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您竟然会珠算，且闭着眼睛也不会打错（您还会下象棋，夏天的某个黄昏，经常在大椿树下跟人乱吼一气。我这个臭棋篓子，就是从您那儿继承来的，您大概赖不掉的吧）。于是，您被推举为小队（自然村）的会计，十几户人家，百来号人，也从来没出过什么差池。不幸的是四清运动来了，您竟然被打成“牛鬼蛇神”，这四个写在白纸上的大字，贴在我家厚厚的松木大门上，也贴在我七十年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