拽住妈妈衣襟
小时候，上街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我刚懂事时，上街由妈妈抱着，不愿走路而旋颈展望四外风景，而且我的视点与妈妈的眼睛同高。小孩子总是希望居高眺望。在妈妈怀里逛街，还有一个好处是困了便睡，越颠簸睡得越香，涎水淌湿母亲肩膀。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妈妈是否辛苦。
及长，上街被妈妈用手牵着。她一手牵一个，那边是我姐姐。“那边”即右边，我喜欢待在妈妈左边，即“这边”。倘若妈妈买了东西，先松开姐姐，右手持物。如果买了个西瓜，她双手捧着，我和姐姐就同时拽着妈妈的衣襟。
拽着妈妈的衣襟遍览街景，是人生最可钟情的回忆之一。小孩子手拽着母亲衣襟，眼睛却向四外看，脚下踉跄着，在我小时候，吾乡赤峰街景单纯，目光飞快者三两眼即可掠尽。然而我们并不像大人那样浮躁，只看商店与楼房。天上白云舒卷，如苍狗骆驼可观。某处古屋房檐长草可观。卖肉的手起刀落，油手将带血的牛腱子肉掷入秤盘可观。蛐蛐儿声不知从何而来可观。卖糖人儿的老头手捏孙悟空可观。书店在三道街口，门前矗一龙门（或牌坊）。走到那里，我总仰望龙门，心里想小鲤鱼试图翻越的情景，它太高了，小鲤鱼真可怜。一路上总是这样跌跌撞撞的，从繁华的三道街回到我家的箭亭子家属院，装一脑袋混乱的印象入睡。
在街上，我拽着妈妈的衣襟习惯了，倘拽不到，手举着空落落的。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高，一举手刚好到妈妈腰间，扯住她的后衣襟。
前几曰，陪我妈妈上街，发现她身高连我肩部尚不够。那么，我小时拽她衣襟尚须伸手，彼时我何等小巧玲珑，而且会走会动，能记住这么多往事。现在，陪父母上街，他们全听我的意见，诸事无不诺诺。我真是不太愿意，他们像我小时候一样无须动脑筋了。我长大了，其实我早长大了，只是在知道拽着母亲的衣襟上街这种愿望已永远不能实现时，感到“长大＂的惊痛。
在我印象中，我母亲年轻时常穿一件暗绿色带花的右衽衣裳，即被我无数次在后边拽过的。我问过妈妈，那件衣裳呢？她平静答曰：“谁知道。”这说明一切的确久远了。
人长大了真不知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我，对社会和别人无所供益，只是徒然闯入中年。《二十四孝图》中的老莱子年及花甲，尚穿彩衣躺在父母怀里撒娇。除了“孝道”之外，这行状难以卒睹。或许他想返回童年，但童年已被岁月的砖石密密麻麻地砌死了，如同我不可能拽着妈妈的衣襟上街，如同赤峰街里早就变样，如同一切都变样了。
不久前，我看到两位老人散步。跨越马路牙子时，男人用手扶老太太一把。一看，这是娘俩儿。儿子已白发苍苍，母亲逾八十岁，仍装束整洁。老母亲在儿子扶她的时候，目不斜视。我看了很感动。
在我老了而母亲更老的时候，她上台阶时，我应不失时机地扶一把。我所能做的，大约只是这些了。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我爸在报社工作时，请摄影记者到家里照相（但记者更愿意说他是在摄影）。我家因此比别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
摄影记者叫杨义，他三十多岁就叼一支烟斗，细眼，脸常带笑容。被杨义摄影要具备胆略，他左手高举闪光灯：“别动！＂低头看莱卡相机的取景框：“别喘气！＂杨义眼睛眯得愈细，愈表示他真的要摄影了。啪！闪光灯爆响，炫目之光直取人面。
我们每次都吓一跳，脸可能都吓白了。闪光灯爆裂的声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杨义微笑着，关上莱卡相机厚厚的皮盖，叼起烟斗，我爸划火柴替他点烟斗。
照相时，杨义让我们笑：“就像我这样。＂他嘻嘻笑着。我不知道（现在也没弄明白）照相为什么要笑。我家照相之际，窗玻璃上堆满向屋里张望的脸庞，大人或小孩的脸。他们严肃地、惊奇地观看照相或摄影的全过程，而我们竟在笑，其实连哭的心都有了。闪光灯啪地爆响后，窗外趴着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吓得钻进挂蓝花布帘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时被闪光灯吓到，留下惊魂之态。杨义说：“你看，浪费一张胶片。”其实，笑这个事真不是说笑就笑的，我们后来才渐渐会笑。我们对闪光灯大骇之际，杨义很满意，他不知看过多少张被闪光灯吓坏的脸。
杨义给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妈看《人民画报》、我姐跳舞、我穿灯芯绒小褂举纸旗抗议美国出兵巴拿马时都有照片，我们都在笑。但我们还是不愿照相，一来闪光灯可怕，二来笑更可怕，三来要回答家属院里小孩、老婆子的咨询：“照相疼吗？腿抽筋吗？＂没办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们同意就把杨义请到家里，我们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发脾气，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并擦汗。杨义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们把相照上。那时候，照相（对不起，摄影），特别是照生活照并不容易。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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