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瑙拉，1964年生于柏林。他在大学期间分别攻读了日耳曼语言文学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文学专业。作为自由译者和作者，他从1995年起翻译并创作了多部儿童小说、图画书等作品。他的译作曾获得多项大奖的肯定。

我做错了什么妈妈坐在草坪上轻轻地啜泣。爸爸的眼睛眯成两道细缝，阴郁地望着远处闪光的蓝色湖水。小弟萨米在湖边跑来跑去，捡起小石子打水漂。“我们现在困在这里了！”在两声啜泣之间，妈妈对我说，“这当然都是拜你所赐，得谢谢你了，马蒂！”这不是真诚的感谢，而是嘲讽。我现在已经能听懂妈妈的话了。嘲讽，就是说出来的话，与真正想表达的意思相反。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总是这样做，为什么不能把心里想的直接说出来呢？“是你把我们的生活给毁了！”很可惜，这句话不是嘲讽，但是极度夸张，因为我们毕竟还活着。库尔特舅舅是妈妈的哥哥，他总是说，人更应该去看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可是，妈妈却做不到。真的很可惜，因为现在正是美好的夏日。阳光灿烂，昆虫鸣唱，风从白杨树间轻轻穿过，我们的面前就是一片梦幻般的芬兰湖水。萨米扔出一块石子，竟然打出五个水漂。他虽然还很小，但在这方面却很有天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妈妈看着我问，“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有一秒钟想过这个问题吗？”好，我必须承认，我们确实遇到了难题：我们还不知道今晚在哪里过夜。爸爸和妈妈没有了工作，因而没有钱去住旅馆。另外，我们也没有汽车，这在芬兰是很不方便的，因为芬兰很大，各地都相距很远，是不能用脚走路去的。更不要说，我们还有六个沉重的箱包，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坪上——爸爸一气之下把它们扔在了那里。在妈妈的蓝色拉杆箱旁边，立着萨米那印着粉红色美洲豹的双肩包，它规规整整、笔笔直直地站在那里。妈妈含着泪看着爸爸：“苏洛，你倒是说句话呀！”真是奇怪，她已经和这个芬兰男人结婚十一年了，和我的年龄一样，所以她应该知道，芬兰男人是很少说话的。我们必须猜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而我的猜测是，爸爸肯定很高兴，在离别家乡这么久之后，终于又回到了芬兰，这是他出生的地方。反正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次到芬兰。但倒霉的是，妈妈、萨米和我都不会说芬兰话（除了“哈罗”和“谢谢”两个词之外）。不过我打赌我们肯定能够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