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分子的道德发展》：
第二，伦理实体的重新建构。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寄居于家庭实体中的人以个体性的身份进入社会，社会成为原子化的个人聚合和争战的场所，然而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深化推进，中国的市民社会初步形成，而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面对的是社会期待和自我实现，二者要在社会中得以完成和实现。社会关系取代家庭关系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伦理关系。与传统的由家及国的伦理推演方式不同，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达，市场经济主导了社会的基本发展轨迹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人们主要“停留”在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之中。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些关系主要是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由于我们调研的群体是在校学生，他们的社会关系主要呈现为与同学、导师和领导的关系，而且结果表明他们最难处理的关系也是同学、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已经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日常面对的主要伦理关系，他们的伦理规则和伦理现实与传统的伦常关系极其不同。在家庭中，伦理的缘起是先在的，即“神的规律”，这些一开始被决定的伦理规则需要人们切实地遵守、施行就可以了，不用反思，也经不起反思，而社会关系是建构的，是历史地形成的，且以人的个体性为基础，它的实体性乃是找到了个体性组合的精神原则，在现实中，它往往是困难的，也经常归于失败。这就是为何青年知识分子会产生一些心理的困惑和人际的困惑，以调研的在校学生为例，有着人际的冷漠，经常感到焦虑、紧张和郁闷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如果说“五伦”中的朋友关系是指代社会关系的，那么这一关系在市民社会的伦理关系中成为次要的层面，因为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朋友只是个别的现实，而同事、同学与领导才是普遍要面对的人际构成，朋友之间以信任为认同的基础，而社会关系就不仅是认同，还有规则、律法和共同的利益。有的学者在传统“五伦”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六伦”，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它包括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是伦理学的现代难题，在伦理实体解体的情况下，如何将市民社会中伦理的原子化存在重新建构成新的伦理实体。依靠强制性的权力，只会造成“免而无耻”的形式上的服从，依靠法律或者规则，只会使得伦理关系始终是功利性的存在。
社会，不仅是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伦理关系的最主要成分，而且也是构成他们伦理矛盾和生发伦理问题的场所，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引领社会的潮流和价值取向，我们听到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抱怨与感叹主要来自社会领域，如果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处理好这一领域内的伦理问题，将会影响他们作用的发挥和人生意义的实现。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他们在社会领域内的“事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从社会到国家，也是伦理的必然环节，市民社会是现实，但也是必然要扬弃的东西，而回到一个实体中去。在国家里面，青年知识分子将获得更明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准绳。
第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首先，传统“五伦”中的君臣关系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士大夫”角色的消失而逐渐消失，青年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士”的认同心理，但是他们仍然具有精英意识和责任意识，调查中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表示自己的责任是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同时认为爱国是一个青年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在求学和价值观念中，仍将知识作为自身的群体标识，这是他们获得身份的符号。青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的实质是如何成为一个政治性公民，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成员，并且利用自己的特长做一个有价值的“与众不同”的公民。在与国家的关系中，青年知识分子按照公民的伦理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认同公民的价值，这表现在对一系列的具体的伦理行为的遵守和认同之中，我们称之为公民素质，它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即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人们应该遵循的共同价值，所以公民素质的具备是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国家成员的基础。其次，作为一个民族成员，青年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特性充分展现出来，民族是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对民族的认同和民族价值的阐扬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们从调查中发现，青年知识分子对其使命的自觉意识很高，对自身的文化期待和价值期待也很高。尽管调研的人群中半数以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理工科背景，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的责任感。最后，作为公民和民族成员，向往更高的存在，就是全人类的一员，相应的观念应是人类意识，调查中青年知识分子认同人类意识的比例高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种族意识只存在于个别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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