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昌校长
——敲铃的人
翻旧如新的希望小学悬挂着锈迹斑斑的铜铃，曾一度敲响几代人学习时启蒙的警钟。教学楼整体的面貌都已焕然一新，内室的桌椅设备也与时俱进，只剩下二楼悬挂在教师办公室门口生锈的铜铃和那个银发鹤龄的守楼人还承载着旧时的痕迹。
三层楼十几间教室的希望小学，已经沉寂了好久，现如今存在的意义好似只是给游人一个坐标，提供拍照。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高速发展，乡村学校随着人口的外迁，慢慢变得人去楼空。学校坐落于红石广场的中央，早先是村里公社储存粮食的地方，后来就腾出了一间给孩子上课用，国昌校长是这里的第一个老师，也成了这里最后的守护者。公社化运动结束后，不再需要集体的粮仓了，这个地方就成了专门办学的学校。起初学校只有一个年级，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放在一个班，国昌老师念过私塾，学问高，且算术、语文、吹拉弹唱都能教，虽然只有一个老师，却丝毫不影响课程的丰富程度。到了农忙的时候，鸟要起早觅食，人要抢着收割，农村更没有闲人，来上学的孩子也会被国昌老师带出去上农作实践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能自己安排、有计划地去耕作。中年人成了农耕的主力军，老人可以留在家里忙忙家务平整菜园，孩子为了有出路都会去学堂念书，在那个年代考上了大学就有稳定的公粮吃了。
起初，国昌老师教孩子都是为了拉扯孩子长大一些，但当他们手脚有劲了就要投入到土地上去施展，几乎没有人想通过知识去探索命运的触角。教室的玻璃有破损的地方，常常让学生们感受到有风叩户，有雨打窗，竟无形中为学生们的课堂增添了些许诗意。每次打雷时，临窗的学生就要往里挪，怕雷通过笔触霹在人身上。国昌老师的普通话不太标准，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力地提倡，他在课堂上都是用方言授课，用方言念诗踩着韵脚，还会有摇头晃脑的节奏感。有时他让学生们念，他坐在讲台前拉着二胡，为大家配着乐，本流淌于高山流水的意境之中，常常因为他一边拉着曲子一边卖力地用脚打着拍子，使人心绪游离。
国昌老师教算术是从让学生打算盘开始的。早先的人没有计算机，小数都是靠心算，大一点数目就要借助算盘，会打算盘也是一门手艺，生产队里的会计没有别的本领，单单算盘打得好，就有了吃饭的本领。国昌老师把加减乘除的法则都融入算盘里，课堂上举的例子也多是实操，算算家里豆子的收成、谷物的净重量、芝麻的出油率等，孩子们学到的东西都能立马运用到生活里。父辈不通乐理，但只要入过国昌老师的学，都能开得了喉，唱得几首美声，有兴致的人还能拉得一两首二胡曲。国昌老师学过乐律，也许是自己讲不通或者觉得理论知识灌输不了农村的夜莺，于是常常单刀直入，一个学期就教一首歌或者手把手授一首曲子，学生只管老师教啥就学啥，一句跟着一句唱，拉二胡一个姿势跟着一个姿势模仿，读书不求甚解，可就是学到几首歌、拉一两首曲子都够一代人一辈子自娱自乐了。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读书与考试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学校开始有了一定的规模，从农村的论资排辈上，国昌老师当了第一任校长。从原来的一个班，分成了三个年级三个班，孩子们能在村里从一年级念到三年级，学校请了几个村里读过书的人留下来当“赤脚老师”，学生的课程内容慢慢开始从教材书本启蒙，学习语文、数学、体育等教育部指定科目。国昌校长念不好普通话，就把教主课的任务给了稍稍年轻的老师，自己教些音体美等副课，这样他也不用迂回于某个班，而是每个年级的每个孩子他都要去授课，音乐、体操、国画他都教得很投入。随着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大，孩子们对于受教育的需求更加渴切，从原来的三个年级扩展到了五个年级，基本上可以让孩子在村里完成小学教育。学校发展到顶峰时期，曾有过两百多名学生，镇里也派了好多师范专业的老师来乡村支教。国昌校长很少过问孩子们的成绩，他更加看重文艺生活。而支教老师把提高学生的文化分数当成自己的教学成绩，当成将来评职称和调到县市里去的筹码。国昌校长是本土者，没有想过离开，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
花开在枝头，朵朵璀璨，萎了的没有结成果，再好的花，也都会让人遗忘曾盛开的美好。城里好点的中学都要通过考试成绩选拔，在村里念书的孩子虽有一段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却增添不了分数的色彩。年轻的老师给国昌校长提议，要延长孩子们学习的时间，增加课外的辅导材料，国昌校长都拒绝了，他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教育法则：学习是为了让孩子们体悟学习的快乐，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有思想有情趣地生活。当城里的学校不断征订各种教辅图书时，国昌校长用自己的工资给学校置办了一台木质的电子琴，还在学校旁的泥巴地里开辟了一个足球场。内卷化从娃娃抓起，上不了好的中学，继而录取名牌大学的概率下降，好似接下去是找不到好的工作，从而会有一个不太圆满的人生。大人们就用着这样的观念臆想着，一窝蜂似的要让孩子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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