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以来，国家和国民的损失，简直难以数字来估计。其中，尤以文物的损失为最不可补偿。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备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的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所以，在这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里，许多的艺术文化的爱好者们，许多专门研究的人们，许多藏书家们，书画收藏家们，无不战战兢兢的以保存文物为己任，视文物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有的鲁壁深藏，像南京国学图书馆的藏书；有的挟以俱西，像清华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的所藏；有的在流离颠沛之中，还携书与俱，大有与之共存亡之概，像吴瞿庵先生们；也有的在敌伪环伺之下，为国家作抢救文物的工作，像徐森玉、张咏霓先生们。为什么他们如此冒险辛勤的爱护着古代文物呢？无非激发于国家文化、古代文物及中国历史资料的不可或失的一念而已。在敌伪统治的时候，沦陷区里的中小学的教师们，尽有以口代笔，像伏生授经似的，口授中国的史、地的。对于敌人们最要涂抹、最要毁灭之为快的中国的史地图籍，如何不能加意爱护之呢？徐森玉先生以高龄跋涉于重庆、上海、北平之间，具着大无畏的精神，在北平救出了无人顾问的汉代木简若干箱，在上海保全了北平图书馆的敦煌写经七十二箱，其他重要图籍三百余箱。在十二月八日以后，假如不是他冒险东下，那些文物早已成了敌人的囊中之物。在胜利未来之前，他又风尘仆仆的西上，与政府商洽着怎样在大反攻的时候救护那些文物，不仅公家的，连私人所有的也要设法作安全的措置。政府组织了一个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他是委员之一，又风尘仆仆的往东来了。在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是最早到上海的一人。那时候便立即着手计划着怎样的接收敌伪的文物，怎样保全伪立的好些图书馆、博物院。他单人匹马的在奔走着，号呼着，借到了一笔钱，立即派人到南京去。南京许多文物得以保全，全靠他这一着棋下得早。在上海，情形却大不相同了。说来痛心，除了陈群家属自动献出的图书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保存”，连陈群的书也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老虎嘴里硬争得来的。
到了教育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他便和他们通力合作。接收的工作，应该可以顺利的开始了。然而不然！除了几个伪立大学，敌立的重要文化机关，像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之外，什么都有横梗在前的阻碍。苏州方面陈群遗书，曾派了正式人员去接收，得到了军、政两方的正式的协助，然而结果却空手而回。那一批书里，有傅沅叔卖出来的宋元本、明抄本，有徐梧生旧藏的许多善本，听说，还有《永乐大典》二本。这些东西都到那里去了？
满铁会社调查科所藏的书籍和文献资料是我们所久已注意着的，得到了“党政接收委员会”的正式通知去接收时，却已为别一个机关所捷足先登了。经过许多次的交涉，至今还没有解决。究竟还存在那里没有？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不知道！
窦乐安路梁鸿志住宅内藏有梁逆影印之《明实录》若干部，还有“丛书”及其他图籍不少。等到去接收时，只存有破烂不全之书数百本。其余的东西到那里去了？听说，有人搬运走了十余卡车。究竟是谁运去的？毕勋路的梁逆住宅内，所藏古物图书尤为珍贵。其中有宋人尺牍“三十三通”，尤为国之瑰宝。梁逆尝榜其书室日“三十三宋斋”。内辛稼轩的尺牍一通，更是我们所憧憬着的东西。这些文物现在还在那里么？其他陈公博、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诸逆，均藏有文物不少。赵逆尊岳宅内所藏清代史料尤为重要。这些东西究竟到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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