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茜
先说说在这一期的封面故事中，我们会写到哪些女作家：以年龄为序，她们是艾丽丝·门罗、安妮·普鲁、A.S.拜厄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希拉里·曼特尔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为什么是这几位呢？首先，可以说，她们都是正在被经典化的作家。所谓经典化的过程，作为一定衡量标准的文学奖项是功不可没的，这七位作家中，门罗、耶利内克和托卡尔丘克是诺奖得主，阿特伍德、拜厄特和曼特尔都获得过布克奖，安妮·普鲁得过普利策奖。因此，她们是被人熟悉的。你不是每一位的作品都读过，但也不会一位都没读过，就算你真的连书都懒得读，好歹也看过《使女的故事》《断背山》《钢琴教师》《狼厅》这些口碑颇高的影视作品之一二，原著作者就在她们之中。
再说这几位作家的年龄，从“30后”到“60后”都有，也就是说她们的写作都是跨越世纪的，并且大都在开始写作前后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波女性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除了如今年过90岁的门罗在2012年81岁时宣布封笔，其他作家依然在写作。还在写，正在写，对正在读和正在经历的我们来说，尤为亲近和重要。
由这七位作家，当然无法概括当今女作家写作的全貌，甚至无法总结出绝对可靠的结论，但是作为阅读文学、了解女性和讲述世界的入口，她们一定都是精彩的。
在我的印象里，女性作家其实大都不喜欢被别人称为“女作家”，认为应去掉性别，只称“作家”。理由很简单——他们为什么是“作家”，而不被说是“男作家”？性别前缀虽然不是作家单独面对的问题，但相比其他领域，女作家反对的声音往往更响亮。强调性别是否意味着理解的窄化？
后来有一天，编辑问起我某位诗人是否称得上“翻译家”。我想了半天，这该怎么衡量？后来又想，甭管怎么衡量、什么标准，我基本都不会用“翻译家”这样的前缀，会从简，哪怕是给人降了格，我也会写成“译者”，“文豪”会写成“作家”。处理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去掉形容，留下最干巴的事实。
同样是前缀的问题，使我又回到了“女作家”这三个字上——要不要使用或接受，恐怕要看是将“女”作为一种形容，还是仅代表事实，是贴标签，还是仅作为一种利于聚焦的分类方式，语境是什么。
当我们认为不应该以“女性主义”作为唯一的入口去看待女性书写的作品时，反过来，是否所有女性作家的笔下都可以找到所谓女性独有的叙述经验？
女性视角不等同于女性主义
当我在采访中把问题抛给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金雯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先要拓宽对所谓女性视角的理解，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女性主义的视角。在这个前提下，源于女性共同的生命体验，她们的作品里一定都会体现出一种基于性别身份的对世界的观察，因而对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每个侧面都会有独特的理解。虽然性别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基于性别的观察和理解，始终会或显性、或隐性地在各种主题的书写中体现出来。
金雯拿A.S.拜厄特举例。即便她一直以历史小说家自居，即便不直接处理性别问题，在她的小说中也有关于性别的表达。她的笔所指向的维多利亚时期，本身就是性别身份分化、性别差异被放大的时期。她在小说《占有》中写灵媒，谈19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超自然现象，谈信仰。但因为灵媒大都由女性担任，所以在这样一个看似中性的问题中，她写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玄学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女性的生活。
再说安妮·普鲁。我们都知道她的短篇小说《断背山》写的是一对男性恋人的故事，但作家为什么要把它放置在美国怀俄明州，那样蛮荒严酷、狂暴无常的自然环境中去讲述？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正是女性主义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因此，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小说中展现出一种不同的样貌时，即便故事里的主角是男性，也可以被认为其中存在着女性表达的视角和痕迹。
我想到的是希拉里·曼特尔对《巴黎评论》谈《狼厅》里的一个段落。
沃尔西大主教失势后，被赶出了伦敦的宫廷。他和家眷随从不得不搬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于是他们去了他在伊舍的房子。房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得开始重新安家。就在沃尔西到达伊舍以后几天，有人看到克伦威尔站在窗前捧着一本祈祷书大哭。这一幕是有记载的。当有人走近的时候，他说他是在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大主教失势，他也会被打倒，他会失去他努力获得的所有。“我生命中的所有日子。”他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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