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黄米白
◎盘鸿宝
在家里或亲戚问，父亲最不受欢迎，常见他或不见他的人，都对他唤不起半点亲情。而他依旧披着那件泛白的深蓝色中山装，挺直腰板，兀白走他认定的路，干他分内的事。
父亲佃农出身，饱经苦难，然而家庭成分良好，根正苗红。十九岁那年，他被大队推荐到省城珠算学校，半年后，他改写了家族的历史，成了一个吃公家饭的人。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最理想的职业是在食品、粮食等部门上班。父亲被分配在粮食部门工作，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
刚参加工作，父亲就背起一个当时流行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色小背包，背带上系着白色毛巾和口盅。那一年，他回到了家乡——越城山脚下的一个贫穷的山村。上级为了解决周同四个大队一万余人的粮食供应问题，要在古岭村建立一个粮站。石匠出道、十六岁就饮誉瑶山的父亲对建筑很有感情。他回到古岭后，远赴湖南请了一帮建筑工，探点选址，开山炸石，他要用瑶山最坚硬的青石料砌两座天下最坚实的粮仓。可惜事情刚起步，父亲就被公社安排到县里参加业务培训。一个月后，他同来看到粮仓已经砌了两米多高，可是墙的厚度与技术规格相距太远。父亲要求民工从基脚开始全面返工，工头坚决不从，并要求支付工钱，准备一走了之。父亲据理力争，结果招来民工的一阵毒打。泄愤之余，工头钱也不要就带着民工跑了。而父亲强健的身体却从此落下了严重的病根。整整二十五年，他每日与草药瓦罐相伴，喝了成吨的药汁，但从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没有向单位索取一分医疗费用，直到1985年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才开始接受正规治疗。在县中医院，我看到三十九个火罐筒密密麻麻地印在父亲的背上，吸出的淤血足有一斤。望着父亲蜡黄的脸色，我想人生已然如此，还有什么叫痛苦呢？
父亲的一生是非常孤寂的。
记得我上初一时还不满十二岁。十一岁的小男孩体重只有四十三斤，身高不到一米一，尚不及现在七岁的小孩。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经常在课堂上昏倒。有一次，我跟母亲到三十里外的集镇赶圩，母亲买了一对箩筐叫我守着，义寻找别的农具去了，等她回来时，许多人围着昏倒在地的我，街上门铺的主人以为我死了，在我身上撒满了米，说是驱邪。母亲撇下所有的农具，背起我就往家赶，半路经过一个远房亲戚家，母亲喂了我一碗稀饭，我才睁开眼睛。母亲事后跑到粮站，对父亲说：“你就想办法弄点口粮吧，家里一个月就八十斤谷子，大女儿一个人在学校占了二十四斤大米，==个小的读书的午饭总是一抓玉米一把红薯丝的，都成皮包骨了。”
父亲的缄默就是母亲的无奈。
无奈的母亲只有东挪西借。每走一家，人们都说，你们家怎么会借米呢？母亲只有苦笑：“他是公家人，公家有他，是公家的福气，我们家有他，是我们家的晦气。”村里人大概也认同母亲的说法，总是不让她空手回家，或两斤，或三五斤，而母亲仿佛欠了别人一世恩情似的，总是反反复复叮嘱我们兄妹四人：“你们将来长大有能力了，一定不要忘记，这些叔叔阿姨都是恩人，你们务必要报答的。”
母亲常常提起一桩事，说有一次徒步二十四里到公社挑统销粮，途中捡到了一张字条，她不识字，当她把字条交给正在粮站开票的父亲时，父亲急得跳起来：“你赶快回家，这张字条是上马山虎头家的，他家有九口人吃饭，这是九百斤谷子啊，人家肯定急得要上吊了。”母亲挑着一百斤统销粮急匆匆地往家里赶，放下担子连口水都来不及喝，又急匆匆地赶了五里山路，当虎头接过字条时，“扑通”一声就给母亲跪下了。
可此事刚过不久，又有消息传到母亲耳朵里，说是父亲从当月二十一元工资中拿出九元五角买了一百斤谷子，送给一个到粮站哭诉了一整天的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还帮她挑了十五里山路送到家门口。母亲的怨恨和山里的绯闻，使得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充满了鄙夷。那段时间，单位调查，乡村谗言，家庭冷落，父亲是厚着脸皮过的。父亲的忍受力极强，像他背惯了石头的肩膀一样，从不辩解，任他人诽言泛滥，从来就是一副“空门岂用关，净土何须扫”的姿态，母亲也无可奈何。当母亲知道了寡妇的丈夫是父亲的过命兄弟盘生禾时，她不冉言语。盘生禾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送了五十斤谷子给我们。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一个人没有厚着脸皮生活，是不会理解生活的。他厚着脸皮生活，就是为了我们不再厚着脸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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