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新时代教学案例》：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科技创新环境日益复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围绕创造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这表现为各国纷纷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围绕科技人才、资金投入、科研产出质量、评价体系和科学文化建设等展开角逐。
然而，受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当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极限。在世界科技竞争大格局中，我们自身不仅遇到了“卡脖子”问题，全人类还共同面临着制约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卡脑子”问题。通俗地讲，“卡脖子”问题是我们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遇到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而“卡脑子”问题，则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对颠覆性科技变革的欠缺。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也面临“卡脖子”技术甚至“卡脑子”问题，迫切需要提升科技界的创造力，也存在“创造”与“谨慎”的平衡问题，以重构科学生态系统从而恢复谨慎与创造的平衡。
《院刊》：您刚才提到科技界需要平衡“创造”与“谨慎”，请问应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合理平衡？科技界“必须坚持的谨慎”和“不受约束的创造”又该如何区分呢？
高福：这首先要从理解“创造”与“谨慎”的内涵开始。“创造”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常常是“从0到1”的突破，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其实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过去我们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遇到很多“卡脖子”问题，往往是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人们常常热衷于“1+N”的技术应用和提升，用技术集成回避关键技术问题的研发创造，有时候更是回避这些“卡脖子”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不敢“碰硬”。现在看来，没有“从0到1”的突破是不行的，没有关键技术的突破是不行的。颠覆性的创造常常是对现有规范或者秩序的一种破坏性挑战，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还有危险。
至于“谨慎”，我们常常说的“创新”一词的定义是“有使用价值的创造”，这里的“有使用价值”其实说的就是“谨慎”。谨慎是必需的，因为能保证对事物的实用性，但也会令人因循守旧，甚至让人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带来损失和伤害的事情。例如，转基因等遗传学领域的一些进展被贴上“生物风险标签”，汽车的发明在引发人类社会交通方式变革的同时加剧了空气污染。同样，科技界“创造”的步伐可能受到“谨慎”因素的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经说过，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是刺激经济发展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因素。而这则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发生：进行下游应用研究的人往往会比最初的研究者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回报，研究经费对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往往变得更加“谨慎”，进而导致了源头“创造力”的不足。
在理解了“创造”与“谨慎”的内涵以后，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科技界“必须坚持的谨慎”往往是跟伦理有关的谨慎，科学研究也可能造成巨大伤害。比如最近备受科学共同体抵制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便是对谨慎的科学伦理底线的突破，因此，科学研究接受约束是必要的。“不受约束的创造”是相对于谨慎而言的，科学创造需要减少甚至消除没有必要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创造力。
这两端都不可偏废，我们必须巧妙地加以调节，限制或废除那些阻碍创造力而不是那些可以减少伤害或抑制破坏的规则和规定。而要实现两者的平衡，一方面，科研主管部门要适度运用监管的“大棒”，秉承“创造优先”的原则，让科学家能够自主选择研究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另一方面，科学界与社会公众开展对话交流，开放并公开那些触及伦理范畴的研究工作，这样会提高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科研可能触犯“安全最优化”和“做好事”戒律的容忍度。
《院刊》：这些限制创造力的规则和规定，可否理解为科技体制机制的问题？当前科技体制机制中主要有哪些限制创造力发挥的文化或规则？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有效破局？
高福：科技体制机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可能更容易让大家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例如，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官本位思想，使得科研项目的管理被按照行政思维来对待，在时间节点、科研产出成果上做硬性要求，没有完全尊重科学的本身规律；科研经费管理部门的分散、多头管理，对科研缺乏稳定持续支持，造成了科研经费投入使用效率不高，科研人员难坐“冷板凳”；各类“人才帽子”与后续支持和投入资源挂钩过于紧密，使得追名逐利风气日盛，进而造成新的不公。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现行科技体制机制的科学性，促使大家思考那些限制创造力发挥的规则和规定，即实现科技体制机制的平衡和正向激励作用。
要实现这种平衡和正向激励，首先需要科技界有更加开放和合作的文化，包括公开讨论、辩论甚至是质疑，让科学家自由地交流阐述科学思想，这非常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其次，要鼓励新的科研模式，比如“众包”、加强合作、交叉研究，打破科学界的等级制和学科的孤立性。另外，全社会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把科学家当作社会的重要财富的同时，要跟上大科学时代的节奏，不断完善相应的机制。
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有四个措施非常迫切：一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给科研人员减负以鼓励创造，过于严格的规定和行政程序减少了科学家本可以花在研究新颖科学解决方案上的时间，对于极少数不遵守规则触犯底线的人可以采取零容忍甚至一票否决的方式来保证必要的谨慎。二是在科学研究的产出上，社会期待或考核的目标也许可以适当调整一下，不应该是短期内社会生产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基于长期效果和目标的最优化。三是努力创造能够让科学家获得稳定科研资助的现代科学生态系统，让科学家能够追逐其自由解决科学问题的梦想。科技界只有理顺这些有碍科学创造的体制机制和科研管理体系，才有可能重建科学系统以实现全部创造的潜力。四是打通创新创业创造链接的关节，疏通创新创业创造的链条。今天的基础研究，往往与应用研究甚至产品都是“零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实现链条通融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个资源，是我们要深入研究、认真落实的关键。这里就是要有宏观政策策略，有具体的落地“文件”，让创新创造的人才有机会、有动力去创业。对于科学家的想法与成果，不要去限制他们的“所有权”，真正允许他们去拥有创业的所得，保护好知识产权，不要担心“资产流失”，这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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