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电影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往往采用经验论或约定论的研究方法。以经验论为哲学立场的历史研究方法，其缺点在于历史学家不可能复原全部的历史事实，只能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事件进行历史书写。而且，历史学家自身具有主观意识，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必然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倾向的影响，所以让历史事件“自己说话”是不可能的。此外，以约定论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强调提出能够解释某种现象的覆盖定律，该定律可以预测未来出现的同样的现象。但是约定论的研究方法更适用于自然科学，历史学家不可能创造出跟历史现实一模一样的实验室环境，不可能在无数次重复实验中检测自己理论的有效性。面对经验论与约定论的缺陷，新的研究方法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怎样使历史知识接近科学知识的水平。
　　《“左翼电影运动”美学思想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科学实在论”。科学实在论不仅包括对现实的可见层面的描述，而且也包括对产生可见事件的生成机制之运作的描述。科学实在论认为理论必须接受外部标准的检验。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哲学、政治、文化立场，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得出大相径庭的解释，但是在种种解释的汇集之处，在那些不矛盾的、达成一致的地方就会形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正是对机制的揭示，并能够接受反复的检验。仅仅把历史事件按照事件顺序排列起来，并不一定能揭示其机制，因为在线性发展的历史事件中，“在此之后”并不一定是“因此之故”。历史事件往往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科学实在论的任务正是揭示事件的生成机制。
　　电影既是艺术形式又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既是文化工业的商品又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品。以往关于“左翼电影运动”的史述只揭示了这场运动的单一层面，而历史现实是由复杂的机制构成的，这些机制联合生成现象的流变。理论的任务正是提供这些机制的描述模型。所以，该书探究的正是“左翼电影运动”的生成机制，即通过追溯电影运动中美学思想的来源，呈现各方势力在这场电影运动中的较量与博弈，进而揭示美学运作与意识形态的关联问题，绘制由训育主义、现实主义、良心主义共同构成的美学图谱。左翼思想进入电影界，激发出了上海电影文化中的潜力，尽管三方势力各有其政治或商业目标，却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达成了共识——通过电影审美实现感性启蒙。尤其在3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感性启蒙的文化使命变得尤其迫切。
　　该书的主要任务是厘清“左翼电影运动”的美学思想，然后分析这些思想如何通过美学手段建构影像表征，影响人们的审美感知、文化理解与政治认同，进而实现感性启蒙的目的。该书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从话语分析、历史生成上廓清“左翼电影运动”的概念。其中，30年代电影中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影像修辞而非影像本体。国家主义的美学思想则整合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旧道德和民族主义话语。良心主义是一个宽泛的业态共识，以关注成本效益的经济理性为基础，兼顾道德良心，吸纳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这些思想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吸收、置换或清理一些话语，思想的内构充满流动性。只有在厘清这些彼此征用、相互竞争的思想与话语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左翼电影运动”中电影思维与电影认知转变的真正机制。

　　《“左翼电影运动”美学思想研究》：
　　（一）电影事业的路线指引
　　在上海等开埠城市，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冲击了传统秩序。而在话语层面，国民政府希望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必然寻求将训育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一种文艺策略，把群众的本能、情绪、发展倾向统一于一个理想或一个主义之下，铸造崇高的国民性，形成伟大的民族性的范型。那么，只有积极提倡社会教育，充分利用教育影片作为施教的工具才能实现。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毫无疑问是塑造“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国民政府希望电影作为建构政治共同体、灌输国家意识的手段，经宣传引导、检查取缔把政府的理念内化到电影制作与传播中。1933年年底，郑峻生指出，电影在政治的宣传上也已经多方面地被利用了。郑峻生还提出了中国电影今后采取的策略，即政府组织影业机关并资助商营影业，其实质是确保国民党掌握电影的领导权。由于当时中国电影是民营体制，国民党对电影的掌控更多是通过电影检查、电影评比来实现的，所以长故事片的出品较少，直到建立“中制”“中电”等国营电影制片厂才有所改变。
　　关于电影的功能，陈立夫分析：美国生产过剩，物质生活高度发达，他们的国民只感觉到多余的精力无法消遣，所以需要强烈的刺激和丰富的娱乐，并不需要什么教育意义；中国是生产落后的国家，我们为着要在最短时间努力赶上欧美所已到达的水准，不但不能娱乐，实在也无暇娱乐。陈立夫得出结论，即中国的电影中教育应该居十分之七，娱乐居十分之三；电影功能的要求主要是教育。这种思想是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延续。
　　说到中国电影落后的原因，陈立夫自知国民政府并无实力和财力控制电影业，模模糊糊地指出：影业家不明白时代的趋势；当局者不了解影业家的状况，不援助影业家的困难；影业家更不能顾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关头，不与这时代所需要的主义和精神走在密切联系的方向。那么陈立夫眼中时代所需的主义和精神是什么呢？《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续）：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应负的使命》可被视为纲领性文件，该文件规定了电影发展的目标，政府对电影内容的引导方向、对电影检查的具体措施等，投射出官方对中国电影的想象。这份文件规定了官方鼓励的影片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即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
　　陈立夫在《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续）：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应负的使命》中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发扬民族精神”，打击颓废浪漫的作品。陈立夫指出，中国的文化是重信义、尚和平、讲仁爱、反对暴力的文化，并引用孙中山对固有旧道德的阐释，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主张发扬旧道德。蒋介石用“礼义廉耻”的道德感化实现对国家的控制，陈立夫把以“八德”为代表的旧道德视为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实质是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民族话语进行整合，确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陈立夫规划的“新路线”的第二条是“鼓励生产建设”，批评当下的电影界无论是悲剧和喜剧，无不以恋爱为其中心材料。陈立夫认为这些影片虽然满足了电影公司发财的欲求，却没有发挥电影的真正效用，认为爱情片的危害在于使人自私。陈立夫还指责都市不事生产，电影一味以奢侈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只是诱发了消费的罪恶。因此，陈立夫鼓励中国电影人到农村去找背景，到纯洁的田间去，认为由都市转移到农村就是由消费转移到生产，由破坏转移到建设。陈立夫鼓励电影公司把国家建设的项目搬上银幕，使观众体验到建设一个新兴的国家不是一件唾手可成的事，而爱国、爱乡、爱人、爱物的心理自可于无形之中培植起来了。
　　“新路线”的第三条是“灌输科学知识”。陈立夫表示妥协、听天由命的生活态度，是很少有希望的，打出“反对封建迷信”的旗帜——非彻头彻尾毁灭了过去中国的神学时代的人生观，另换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人生观不可。陈立夫一方面鼓吹旧道德，另一方面又要毁灭旧的人生观，实在难以自圆其说。这份纲领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引用孙中山的话反对新文化；另一方面又号召向西方的科学家学习，提倡认识现代的世界，创造将来的文化。
　　第四条和第五条分别是“发扬革命精神”和“建立国民道德”。在建立国民道德方面，陈立夫指责斗争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从而将斗争与罪恶联系在一起，影射共产党的活动。点名表扬的影片是联华公司拍的纪念黄花岗烈士的《自由魂》，取材抗日的《共赴国难》和打破阶级壁垒的《野玫瑰》。
　　……

绪论
一、研究范式的转换
二、文献综述
三、澄清“左翼电影运动”的价值与意义
四、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第一章 “左翼电影运动”的文化使命
一、“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叙述
二、感性启蒙的文化使命

第二章 训育主义
——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与电影美学思想，
一、训育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国民政府的电影管理体制
三、训育主义投射到电影事业内部

第三章 现实主义——左翼文化运动与中国电影
一、左翼思潮与现实主义观念的发生
二、左翼文化对中国电影界的关注
三、左翼电影创作与电影评论

第四章 良心主义——电影界自身的意识形态与美学范式
一、20年代中国电影界的主导美学思想
二、中国电影界的转变
三、“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启与感性启蒙

第五章 “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像表征
一、现实主义的影像表征
二、训育主义的影像表征
三、良心主义的影像表征

结语：感性启蒙——审美与革命的会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