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是一段辉煌而传奇的历程。这场改革涉及领域之宽广、影响力度之深邃、牵动局面之复杂，堪称****。40年年弹指一挥间，其间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从国家到个人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道路与选择，思路和理念，相互交织、碰撞。
《必要的改革》融汇了国发院11位资深教师数年来的研究积累，共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一段辉煌而传奇的历程。林毅夫、姚洋、赵耀辉、刘国恩、卢锋、黄益平、杨壮、陈春花、张维迎、张黎、周其仁从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金融新秩序、老龄化社会、医疗改革、宏观调控、金融改革、中国制造与创新、企业家发展与成长、真实的商业社会和城镇化等多方面展现了40年来的思想变革、政策制定和社会变化，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的独特视角。
第一章 必要的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林毅夫
尽管已经自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卸任6 年，但林毅夫教授依旧对自己在世行任期第一年时去过的莫桑比克记忆犹新。
那是一次从莫桑比克首都出发的“下乡”之旅，到达目的地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途中还会经过一家农贸市场。在一个人均收入只有 477 美元，位居全世界 166 位［据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数据］的非洲国家，农贸市场无疑会引发经济学者巨大的兴趣。“看到农贸市场，我感到很好奇，想去看看市场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于是，莫桑比克的陪同官员和我一起下车往农贸市场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农贸市场外面有一群 10 多岁、长得很可爱的小姑娘，她们用一个篮子装着杧果，举到游客面前招徕生意。我们冲着小姑娘走过去，这立刻引起农贸市场门口的警察的注意，他们跟过来了。小姑娘看到警察也跟过来，拔腿就跑，还带着她们的杧果。当然她们还小，跑得快的就跌倒了，满地都是杧果，小姑娘捡起杧果立刻跑走了。”
林毅夫教授的问题是：小姑娘为什么不在农贸市场里卖杧果呢？后来，他了解到，原来莫桑比克的农贸市场和中国的一样，进场就要收费，小姑娘从家里的杧果树上摘了杧果去卖，但为了省钱，只能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市场外面卖。在林毅夫教授看来，这种“冒险”和“勤劳”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讲的“企业家精神”。
这与 40 年前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的故事几乎没有不同： 人们发现市场上有什么需求和机会，立刻组织各种资源生产出来并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过程中，小姑娘不仅抓住了获利的机会，而且还冒了风险——通过计算成本和效益，小姑娘知道如果进入农贸市场就得交费，交了费就赚不了钱，所以她们选择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市场外面卖杧果。
“这些卖杧果的小姑娘只是广袤非洲的一个缩影。在世界银行的4 年间，我几十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亲历了无数个这样的‘营商故事’。中国历经改革开放 40 年，实现了从贫困到中等富裕国家的跨越。中国的成功故事是否可以为非洲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参考？”
南南学院：可以向中国学什么
以下是新华社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发布的习近平主席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的回信。此时距离南南学院宣布设立不过两年时间。
2015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南南学院。南南学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管，商务部委托北京大学主办，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林毅夫教授担任院长。
2016 年 4 月 29 日，南南学院揭牌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举行。同年 9 月，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这批新生包括攻读国家发展方向的 30 位硕士和 10 位博士，他们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中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
南南学院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与南南国家的合作从资金与工程支持转向发展智慧与发展理念的交流。2015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战略合作中有十项举措，前三项分别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帮助非洲国家完善基础设施。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因此，中国的理论对于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战”后，发达国家给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超过 3 万亿美元，数额巨大， 出发点也非常好。但它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依据，援助的效果差强人意。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减少的贫困人口不计在内，“二战”后到 2000 年的半个世纪间，世界贫困人口并未减少。
“消灭贫困是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使命之一，然而这项使命完成得并不顺利。”作为世界银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亲身参与了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林毅夫教授在多次赴非洲调研之后，对中国和非洲的体会更加直接和准确：“现在的非洲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 农村本身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要结构变迁，进而助推国家整体的工业化。工业化几乎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梦想的目标——从农业社会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然后像其他抓住窗口机遇期的国家一样，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改变现在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过去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这条工业化道路走得并不顺利，原来建立的工业垮台了，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 而且不断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工业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林毅夫教授坦言，南南学院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能够把国家发展好，不仅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更要发展好民生。2016 年，南南学院成立伊始，即有评论把它称作“中国的肯尼迪学院”。从学员构成来讲，北京大学的南南学院与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的确有相通之处：培养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社会精英，让他们在学成之后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肯尼迪学院的确培养了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部长。但林毅夫教授认为，这并非是教育成功的标志：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是希望这些学生回去以后，能够用在南南学院学到的知识把国家治理好——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少都在肯尼迪 学院学习过。从这个角度看，肯尼迪学院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对 于南南学院学员的期待是，回国以后他们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发展经济、实现繁荣，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肯 尼迪学院的教育理论以美国为主，经验以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为主。理论决定于前提条件，那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是 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那些前提条件，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拿 回去之后甚至可能把问题搞得更糟。”
“逆袭”从来都非易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贫穷。当时全球共有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极少数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来又能进入高收入之列的更是少之又少。“二战”结束后的 70 多年来，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进阶的，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两个经济体——中国大陆则有望在 2025 年变成第三个。
那么，那些本身基础就比较雄厚的国家是否更容易实现飞跃？来自世界银行研究团队的数据证实，截至 2008 年，全球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共有 13 个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行列，它们是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这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和西班牙三个经济体人口超过 2 500 万。
显然，真正能成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经济体非常少。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结构的变迁。从农业经济起步，逐渐发展起制造业，然后进入制造业的爬坡阶段，慢慢演变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此时的经济结构即以服务业为主了。因此，外来资金应该被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变迁。
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又因为发达国家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项目上没有比较优势，因此这些援助与贸易脱钩，是以赠款和优惠贷款形式提供的。但这些资金先是被用于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大规模制造业，发现不奏效后，援助国就要求政府退出，但效果依旧不好。这样，20 世纪 90 年代末又开始进行人道主义教育和健康援助，但这些都没有真正推动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变迁，也就无法帮助它们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援助是以南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比如怎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怎样建立工业园区。同时，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些资金把援助、贸易和民间投资结合在一起， 更接近市场行为，会更有效率，因此其效果也是互利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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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改革关系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最终实现，改革的重点、难点、机遇和出路何在？《必要的改革》汇集作为全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资深老师们的多年研究积累，从多个侧面为读者详细解说。
——林毅夫 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在过去的25年里，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初心不改，关注中国现实仍然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精神基因的显著特征。
——姚洋 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