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传身教正己身/家风家教系列》：
隋大业九年（613年），房彦谦随从皇帝到辽东，担任扶余道（今东北地区）监军。后来，因过于耿直，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泾阳县令，69岁病逝于任上。房彦谦为官清廉，所得俸禄大多周济了同事亲友，以至于史书称其为“家无余财”。他曾经和其子房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
房玄龄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导。他从小就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多次跟随秦王出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招募人才。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才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
房玄龄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37年）封梁国公。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贞观二十二年（649年）病逝。
房玄龄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素俭清白，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任宰相达15年之久，其女为王妃，其子为驸马。
房玄龄虽位高权重，但为官谨慎，治家有方。他经常告诫子女，切不可骄傲奢侈，更不能以本家的威望权势欺凌百姓。为此，他专门收集古今名人家训，逐条书写在屏风上，让子女们各取一套，时刻用这些家训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房玄龄很好地继承了父亲的高风亮节，最终成为唐朝的重臣，一代名相。
曾国藩言传身教
曾国藩教子有方，而其教子的核心即“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子女的影响，凡要求孩子们做到的，自己先做到。他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谦劳，反对奢侈懒惰，其一生生活俭朴，两袖清风，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曾国藩本人虽位列三公，但他对家人，尤其是子女要求却相当严格。他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认为这是“勤”的最基本要求。也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让他们多读书，多学本事，以后凭自己的本事去实现自身价值。在待人接物方面更是严格要求子女：不准呵斥仆佣、轻慢邻居。女子在家要敬老爱幼，出嫁后更要尊敬公婆，不能仗势欺人。
曾国藩每天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他军务、公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很少假手他人”，“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鉴。
曾国藩要求子女做的，自己都能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很好，这样的教育才更有说服力，使子女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
每当与纪泽、纪鸿等儿女在一起时，曾国藩总是精心指点他们做人之道、读书之方、习字之法，关怀备至。如“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求恒”，作文“宜若思”，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读经典“猛火煮慢火温”以及“读书须勤作札记，诗文与字宜留心摹仿”。他以孔子之道对纪泽、纪鸿因材施教：“泽儿天资聪颖，但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功夫。”针对纪泽“语言太快，举止太轻”的缺点，要求“力行迟重”，即“走路宜重，说话宜迟”。
有一次，曾国藩去拜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他对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们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上面有他早已写好的遗嘱。遗嘱所写皆是对子女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字字饱含深情，句句用心良苦。
儿子念完遗嘱，曾国藩使劲伸手指着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曾国藩脸上露出一丝浅笑，便溘然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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