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与增长
——专访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
背景介绍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挪威经济学家，1943 年出生于挪威，1968 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1973 年在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基德兰德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副研究员。
基德兰德凭借在“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搭档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方式，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成为经济周期理论的权威学者。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长期以来一直合作研究，并且成果斐然。二人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就开始合作，当时基德兰德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而普雷斯科特是他的论文导师。
基德兰德认为，他的理论展示了如何在经济模型和政策框架中引入人的因素。他和普雷斯科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进行了相关研究。当时的宏观模型中主要考虑的变量是消费和投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等，他们则在模型中加入了理性人的前瞻性决策。
经济周期是基德兰德分析的基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前者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后者则形成了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熨平经济波动的对策）。20 世纪 20 ～ 40 年代，经济周期理论盛极一时，但在 50 ～ 60 年代渐趋冷落，因为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也称为有效需求理论）似乎已经熨平甚至消除了经济波动。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明显失效，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因缺乏微观基础而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并逐渐被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取代，人们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兴趣又复苏了。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卢卡斯（Robert Lucas）等人提出了货币商业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货币因素，也被称为新古典模型Ⅰ。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产生标志着新古典模型的发展进入了阶段Ⅱ。该模型认为，经济波动只受那些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驱动，而不是偏好的波动或财政变量的波动，特别是技术冲击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呈现随机的跳跃性。由于长期和短期决定经济的因素是相同的（都可以归结为对供给面的冲击），因此人为地区分长期与短期并无意义。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在短期中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必然的。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市场无法预测外部冲击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做出反应，导致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因此政府无须干预经济， 相反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也正是因为如此，长期政策的设计比短期政策更重要，政府要通过一定方法避免“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基德兰德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政策不符合时间一致性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减税便不符合时间一致性，因为在政策推出时，居民已预期若投资一旦完成， 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将来可能撤销减税措施。
所谓“时间不一致性”，即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政府当期决策。基德兰德表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诸多要素的冲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的偏好，只有个体预期政府未来的政策正好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时，经济政策才是时间一致的。因此，政策要具有前瞻性。
如何解决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解决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方法就是事前进行令人信服的承诺，即政府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得经济个体相信，在给定经济个体的最优行动之后，政府的承诺仍然是最优选择。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避免市场及整体经济的不稳定。如果政策多变，即使在
某一时期效果较好，长期内也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时间一致性理论在货币政策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应用。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争论（rules versus discretion由来已久。20 世纪 50 年代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是“相机抉择”。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竭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于 1977 年提出了新的模型，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 政策的理论观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证明，尽管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交替在长期内不存在，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无力承诺这种低通货膨胀政策， 那就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较低， 那么额外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就较少，决策者就会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将产出暂时提高至正常水平之上。但是假如居民知道决策者有这个动机，那么也就意味着居民认为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并不会比预期的要低。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决策者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不但没有提高产出，反而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既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分析已经表明，在一个相当宽松的条件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引起高的、无效率的通货膨胀，那么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不是由相机抉择来制定，而是运用规则。货币当局一旦宣布了规则，就必须坚守承诺，让公众相信宣称的政策是可信的。
除了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等专业研究领域，基德兰德在劳动经济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兴趣实际上与其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有关。因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供给量取决于劳动者面临的激励，就业的波动反映了劳动供给量的自然变动。近十年来，基德兰德又将经济周期的研究扩展到了国际真实经济周期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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