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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第三辑25·国家的秩序: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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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7510875472
  • 作      者:
    张素贞
  • 出 版 社 :
    九州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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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理论,堪称中国版的“君主论”。

2.说理精彩,辞藻华美,文章范本。

3.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畅销台湾四十年,一家人共读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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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素贞:台湾师大文学硕士毕业。曾任台湾师大国文系教授。著有《韩非子思想体系》《韩非子解老喻老研究》《韩非子难篇研究》《韩非子的实用哲学》等;编有《韩非子选读》,校注译有《新编韩非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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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韩非子》是一部政治学典籍,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本救亡图存的实用政治书。以帝王政治的理想为归依,强调结合的政治控制。其文辞华美、犀利而又酣畅,结构谨严,析理透彻,议论精辟,自古就是读书人爱不释手的研习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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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我们要走向现代,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寻求一个中国文化的根脉,怎么样重新生根发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迈向更好的现代。

  ——龚鹏程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影响大、水平高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众学术普及丛书。此后图书一版再版,加印不断,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大陆九州出版社引进后,经一年多时间编辑,今年起陆续推出简体增订新版。

  这套书从25万册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整理出60部“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被翻阅的”经典,包括六经及诸子、文艺各领域。当时台湾出版人高信疆、柯元馨夫妇遍邀名家为之疏解,其中有著名学者龚鹏程、傅佩荣、曾永义等,另有知名作家张晓风、传媒界大腕詹宏志参与。60多名专家学者联手,倾力打造,一时风动岛内,家喻户晓。

  ——《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0日

  本次丛书的大陆再版,以2014年的台湾版为底本,每一本都由作者或编者做了修订,质量进一步得到完善,且增加了《易经》与《大学?中庸》两本书。装帧设计上也有创新,开本的设计便于携带,更适合青年读者阅读。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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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前言

 

一、法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韩非子的帝王政治理想,有它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〇年)以后,封建制度已经逐渐动摇,社会也产生变化,也因此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发达。那时候儒、道两家各具理想,儒家称引先王,力倡恢复固有的礼制;道家讲求无为,冀望回归太初的淳朴。他们同样是古而非今,要人们取法古人,复归原始。唯独法家,确信历史进化,主张顺应时势,制定因事备变的新制度,谋求国家的统一富强。战国(公元前四〇三年)以还,时局动荡,封建制度已完全崩溃,原本维系社会秩序的“礼”,已随着宗法制度的大大毁坏而失去效能,客观平等的“法”就应运而产生。法家这一类的人,主张尊奉公法作为治国的准绳,可说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改造我国历史的人物。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占了优势,即如儒家的荀子、道家的慎到,也因现实政治环境的需要,兼采早期法家的思想,成为桥梁性的人物,实际影响到韩非子。韩非子总集前辈法家的大成,融会儒、道各家的学说,而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封建制度的瓦解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起了推动的作用,影响了我国两千年的帝王统治,韩非子确实有他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前辈法家之中,商鞅尚法,主张信赏必罚,用法作为强国利民的工具;申不害尚术,主张循名责实,以密术暗中驾驭群臣;慎到尚势,主张秉权立威,尊君卑臣,令行禁止。大体而言,法家都讲求充实实力,提倡武勇:管仲相齐,大兴鱼盐之利;李悝相魏,尽地力之教;商鞅佐秦孝公,重视农战,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这些都是具有成效的先例。韩非子总结法家大成,主张法、术并重,势、利兼顾,尊君贵法,而以帝王政治理想为依归。

 

二、韩非子的身世

韩非子出身韩国的公族,用国名为姓,生年不详,死于韩王安六年,即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二三三年)。他死后三年,韩国灭亡,十二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他的时代,正是战国晚期,诸侯竞强争霸,已如水火。秦国自孝公之后,六代施行法家政策,国富兵强,加以求才若渴,客卿都来自六国,远交近攻,离间诸侯,虎视眈眈,有系统地策划,急欲兼并天下。韩国是个多山的中原古国,略有现今河南西北部、陕西东部,土地贫瘠,民生疾苦,又介于各大国之间,西有秦,南有楚,东有齐,北有赵、魏,在战国七雄之中最为弱小。由于地接强秦,饱受威胁:秦国要是向六国发动攻势,韩国首先受到侵害;六国要是向秦国施行攻击,韩国又必须做先驱,处境很是困难。而在内政来说,积弊已深,韩王暗弱,政权落入权贵大臣之手,内忧外患,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

韩非子眼见韩国危弱,屡次上书给韩王,提出救亡图存的许多方案,可惜被权贵大臣阻挠,没能施展抱负。他愤慨国君不能修明法制,任势用术,以求富强,不能任选能干切实的法术之士,反而举用一些浮淫而对国家有害的人,感伤自己忠贞、正直,却不被重视,于是发愤著书,写成了十几万字的《韩非子》。

当他的作品流传到秦国的时候,秦始皇看了《孤愤》、《五蠹》两篇文章,大为叹服,还以为是前人的著作,恨不能见见这个作者。李斯告诉他,是自己同学韩非写的。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发兵攻打韩国。在紧迫情况下,韩非子临危受命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接见他,但并不信任他。李斯和姚贾趁机毁谤韩非子,秦王把他关在云阳宫。李斯怕秦王真的任用韩非子,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派人逼他服毒自杀,等秦始皇再度想起他,想赦免他的时候,韩非子已经丧命九泉。

一代思想家壮志未伸,饮恨以没。他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李斯执政所用的方策,有许多和韩非子的主张相合。后人往往把秦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法家学说的缺陷,其实韩非子若是能够在韩国从政,或是秦始皇能诚心任用韩非子,使他有机会实际体验政治,把自己的学说再做弥缝补足,只怕历史又自不同了。

 

三、韩非子与儒道两家的关系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白记载:韩非子与李斯同是出自荀卿门下。盖世大儒的两个弟子,一个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一个做了秦始皇的卿相,追究因由,不外是时代环境的缘故。由于时代遽变,人心不古,过去儒者强调的,用以维系宗法社会的道德礼义,已逐渐失去效用,新的“法”取代了它,成为安定社会的准绳。荀子的学说,已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融合不少法家的思想。他的弟子们,为求应合战国晚期的激烈竞争,便进一步,以十足的法家姿态出现。

如果我们比较荀子与韩非子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明显的师法关系,譬如:荀子说人性恶,要是不谈天性的转化与人为的教育作用,就是韩非子的人性自利观。又如:荀子的法后王,倘若连后王也不效法,光求面对现实,就是韩非子的历史进化观。荀子不相信天命,主张克尽人事,韩非子也主张抛舍占卜迷信,明定法制作为奉行的标准。荀子重视“礼”,却不排斥“法”,《荀子》书中常以法度与礼义并论,又有尚功用与重刑罚的主张,这些都给予韩非子重要的启示。不过,荀子与韩非子的相似处,全在于法家成分,而不是儒家精粹的言论。《韩非子》书中,除了《解老》有关“仁”、“义”、“礼”的几个段落系注疏性质,阐发儒家学说以外,几乎都是对儒家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是两家宗旨不同的缘故。

司马迁作《史记》,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子同篇立传,说韩非子“归本于黄老”。按理说来,韩非子与道家的关系应该相当密切,但值得留意的是:除了《解老》一些阐释道家哲理的文字以外,韩非对道家学说有所采择,但归结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在《韩非子》书中,每每可以看到设论出发点是道家词语,最后的作用与结果却是相去甚远。譬如:道家提倡“无为”,是崇尚自然,是极端的放任政策;韩非子却跟申不害一样,拿无为作为君主统驭臣子的方术,认为君主安逸,让臣子劳虑,君主掌握重要原则,就可以虚静无为,而群臣都战战兢兢,奉公守法。

又如:道家摒弃贤德智虑巧慧,是要让人民无所争执,复归人类朴质的本来面貌;韩非子却和慎到一样,凭借对智虑巧慧的否定,推出尚法任势的主张。他对贤德的观点,也由道家的不尚贤,进而提出实证历练的选才办法,认为只要选才选能,不要用“贤”的标准任用人,任贤不但很难确定标准,而且容易滋生流弊。这是韩非子对道家学说有所拣择,仍不放弃个人主观的融会,目的仍然在于因应当代的迫切需要。

 

四、韩非子的影响

 

韩非子的帝王政治理想,由于切合时代环境的需要,直接促进了贵族封建制度的瓦解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把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天下,他的施政谋略虽不完全符合韩非子的理想,毕竟还是得力于韩非子学说的运用。秦人崛起迅速,一统局面只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显露了法家思想的局限,但汉初文、景二帝的黄老思想,仍然兼容了法家的刑名之术(参阅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社);武帝虽是罢黜百家,定儒学于一尊,但实际付诸施行的却是王霸杂糅之政(《汉书•元帝纪》记载的宣帝说的真心话)。问题是:一般帝王与政治家运用韩非子学术,往往隐讳其迹,加上儒者先入为主,韩非子学说又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所以他备受历代学者抨击。不过他的法家学说却一直是支撑政治的骨干,就我国两千多年的君国统治来说,韩非子的学术思想确有它不可磨灭的意义存在。

每当国家危疑弱乱之时,总是有赖政治家实际运用韩非子学说,以求独立自强。三国时孔明治蜀,开诚布公,平正廉明,正是韩非子理想的政治家,孔明亲手抄写申不害、韩非子的言论劝后主参酌取用,便是希望拿权略智谋来救助仁恕宽厚的不足。王船山《读通鉴论》,以为魏、蜀都重申、韩之术,理由是可以了解的。宋代王安石与明代张居正,位居宰辅,锐意革新,力谋富强,也是参酌韩非子学说的。甚至日本明治维新,也受韩非子学说的启示。日本人研究《韩非子》的著作不下几十种,仅仅陈启天《〈韩非子〉校释》所征引的重要疏解就有七家之多,而且常有精要的考证与发挥,可见其一斑。

在我国,由于政治环境的关系,由唐朝迄明朝,一般多留意《韩非子》一书的美辞华藻,用作习文的范本。韩非子,古人原称韩子,宋代以后因为推重古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称韩愈为韩子,改称韩非为韩非子。清代考据学大盛,研究《韩非子》的学者日渐增多,多数引证丰富,但却少有能推求韩非子立言的深义。鸦片战争(公元一八四〇年~一八八二年)以后,我们华夏往日大一统的国家,也不免受世界潮流的冲击,被迫进入新的竞争行列。严复呈《上光绪皇帝万言书》,认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因为内忧外患频仍,学者开始又注意韩非子对于实际国计民生大有助益,于是韩非子的学术思想再度放射灿烂的光芒。

 

五、韩非子学说的轮廓

 

韩非子学术思想有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主张法、术兼顾,势、利兼顾,以帝王政治理想为依归。章太炎在《国学略说》里曾经提及:“在那种贵族用事的时代,唯恐国君不能专制。国君要是能专制,总比贵族世袭专政的局面好得多。”韩非子用君主集权政治做他的目标,是对当时环境深思熟虑之后而得的结论,分崩离析的贵族地方分治,当然没有帝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来得理想。我们不能苛责韩非子谈帝王政治,没有谈民主政治,要知道:两千三百年前,君主中央集权政治还是先见之明,要等到秦帝国完成统一了,才实现的。既谈帝王政治,君主就代表国家,所以要尊君,君主要有权力,所以要任势,他治国必须奉行固定的原则(法),也必须运用高明的控制手段(术),才能使臣民尽力一心,为国兴利。

在韩非子法、术、势兼施的主张背后,有它立言的理论基础。韩非子冷眼观察人性,发觉不能排除自利心理,治国既需照顾全体民众,便不能以少数清廉自足如伯夷、老聃等人来做标准,而必须在国家公利的大原则之下,从基本上满足人们相当程度的自利心理。因为人们趋利避害,所以设置赏罚,而且要厚赏重罚,信实必行。由于人们欲望无穷,用人方面必须有公平客观的铨叙办法,方法周密、客观、切实,让臣子没有门径取巧,便可以杜绝幸进,臣子自然安分守己,竭力尽心。最后境界是臣子功利得遂,君主功德兼备。

韩非子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法家勇于面对困难,勇于求新求变;韩非子重视现实层面的种种问题,并且针对疑难,而有因应措施。战国晚期,社会遽变,工商兴起,人们竞相逐利,列国以武力互相征伐,时代环境与春秋大不相同,与三王五帝时代更是殊异,应付的对策,自然要有所改变。所以,韩非子反对儒、墨、道等家的循古守旧,认为应该权衡时势,因应制宜,朝着富强的目标迈进。他大力宣扬法家学说是顺应时势的最佳方案,法度赏罚是治国御民的不二法门。

韩非子第三个理论基础是充实实力。安定统一,富民强国,是晚周列国诸侯的共同国策,也是古今中外治国的永久目标。由于人性自利,时代遽变,国与国之间各自为谋,一切以利害为前提,转相侵夺,绝无道义可言。韩非子既求顺应时势,便主张充实实力,致力富强,退可自保,进可争霸。他认为要求富强,必由内政着手,运用法、术、势的全套措施,自力更生,实行重农主义与军国主义。

 

第一章    韩非子的基本观念

 

一、人性自利

人,天生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性情?这性情影响他的思想行为。团体中的每个人,思想行为是好是坏,直接间接都影响到国家的治安。韩非子生长在纷争扰攘的战国晚期,为了挽救危弱的韩国, 热心地探讨解决时代问题的方案,他像医生诊查病人一样,诊断出时代弊病的症结所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自利的心理。

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孟子说性善,但并不否认人们受后天环境和人事关系的影响,有陷溺的可能,所以要好好存养善性, 克制欲望。如果我们探究,为何会受某种影响而有所沉溺改变? 韩非子认为,正是自利的心理。荀子谈性恶,因为这个理论,两 千多年来荀子被误解,被冷落。不过,我们得了解:荀子所说的“性”,其实只是指种种的欲望。人们为了种种欲望,难免争夺,互相伤害,所以荀子要提倡人为礼义的力量,使人们克制欲望,矫治偏差的行为。荀子的礼治思想,便建立在他确认人为礼义的教化力量,可以改变人们天生的种种欲望,足以维系社会安定的秩序。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说得更切实,更具体,那便是:人性自利。人们总是为自我打算,哪样对自己有利益,就去做,哪样对自己有害处,就避免。荀子所说的“好利疾恶”,其实就是自我打算哪!

我国学者一向讳言“利”,似乎谈到利,便很卑污,有损光辉的人格。事实上,哪个人做事不是衡量得失,趋利避害?现代民主观念,谈权必也谈利,人民的权利是民主国家施政措施首先必须顾及的大前提;在国际间,国家的权益不容被忽视,国家共同的利益是全民应当一致努力去争取的。如此说来,谈利又有什么不妥?

照实际情形来说,自利与自我打算的心理既然普遍存在,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影响人们的行为,那便是治国不能不留意的问题。韩非子是积极进取,主张面对现实,寻求切合问题的解决办法的。他并不否认人有善性,只是认为当时的环境已不如古代淳朴,在争夺纷竞之下,人们天生自利的劣根性显露无遗,真正能自我约束,知足知止的少之又少。而法家的政治理论,一直是针对广大人民,讲求普遍而又绝对的效果,因此认为:不能冀望人人都向善,可以单凭德化就解决问题;而应该正视人性自利的症结,因势利导,研拟周密稳妥的方策。在国家的公利大前提之下,如果能够人人各得其利,那何尝不是相当理想的幸福环境?韩非子的一整套治国理论,就这样由人性自利的观点拓衍出来。

 

(一)勇于逐利

鳝鱼滑溜溜的,像冷冰冰、阴森森的蛇一样,蚕儿软软灰灰的,像爱吃橘柚叶子的臭乌蠋一样。人们见了蛇,就又惊又怕;见了乌蠋,就汗毛直立,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打鱼的人手握着鳝鱼,农家妇女捡拾着蚕儿。大凡有利益的地方,人们就浑然忘却自己的嫌恶,都会勇往直趋,就像古代的勇士孟贲、专诸啊!(《内储说上》 )

【解析】

管仲曾经告诉过齐桓公,人们有所作为,不是认定那么做可以获致声誉,就是认定那么做有某些利益 。一般也常引用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广泛的民众之间,为了某种利益,忘却自己的危险,勇往直前的,随处可见。韩非说:“耕种是很辛劳的,但百姓都愿意这样干,他们是想,将来可以因此而富足;战争是很危险的,但百姓都愿意这样干,他们是想,将来可以因此 而显贵。”耕与战是国家致富图强的重要项目,要奖励耕战,基于人性自利的认识,韩非子便认为,应该加强农夫与战士的福利,这不是很切实的理论吗?

 

(二)警卫释放伍子胥

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去,边境上伺望的警卫捉到他。伍子胥急于脱身,就一本正经地告诉警卫说:“ 国王要抓我,是因为我拥有非常美丽而又珍贵的宝珠。现在我已经丢失了,到时候我将告诉国王说,你拿了珍珠,吞到肚子里去了。” 警卫于是急忙释放了伍子胥(《说林上》 )

【解析】

楚平王为了与儿子争秦国美丽的女人为妻,借故杀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与哥哥伍尚,虽然是个冤狱,但在当时,楚平王悬赏通缉他,他是个通缉犯,警卫抓他必定有重赏。不过,如果被怀疑吞了珍珠,专制帝王草菅人命惯了,楚王势必要解剖他的肚子,这下非死不可。“自利”之心,使得斥候(警卫)释放了伍子胥, 伍子胥能凭机智保全性命,可说是善于利用人性自利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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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国家秩序的建立

前言

一、法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二、韩非子的身世

三、韩非子与儒道两家的关系

四、韩非子的影响

五、韩非子学说的轮廓

六、弥补儒学的不足

七、《韩非子》的读法

八、本书的体例

第一章韩非子的基本观念

一、人性自利

二、因应制宜

三、讲求实力

第二章韩非子的法制主张

一、明法去私

二、《定法》的赏析

三、法的制定

四、法的实施

五、法的教育

第三章韩非子的用术理论

一、术的特质

二、无为是用术的总原则

三、《二柄》赏析

四、循名责实

五、听言的方术?

六、用人的方术

七、伺察的方术

第四章韩非子的任势学说

一、任势才能治国

二、威势须由君主掌握

三、《难势》赏析

四、借赏罚来巩固权势

第五章韩非子对谏说技巧的探讨

《说难》赏析

附录一原典精选

二柄

孤愤

定法

五蠹(节录)

储说上(节录)

内储说下(节录)

外储说左上(节录)

附录二引据篇目解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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