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896年12月6日在江苏省泰兴县出生的，那时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用的旧历，是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这一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统治久已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亡国的现象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约、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德租借胶济条约、中俄租借旅顺大连湾条约、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等陆续签订，至于台湾全省的割给日本，那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结果，还不在其内。瓜分中国的形势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对于这个情况还不清楚。
泰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在长江北岸，扬州东南，两千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汉枚乘《七发》说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又说“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西汉初年的长江口正在扬州东南，泰兴还位于江中，近年在城东发现大鲨鱼的骨骼，正是绝好的证明。由于江沙淤积，到第十世纪前半期，泰兴县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时代，据《光绪泰兴县志》，泰兴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当然是个小县；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么时代移居泰兴的？据《朱氏宗谱》说，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宝明看到当时统治者对外屈服，因此跨马渡江，到了泰兴，下马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后来在朱氏宗祠里为这匹马塑像，祭祠的日子还得为马上祭。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第一，宋代没有左都御史这个官名。其次，即使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县份，沿江还有不少的沙滩，跨马渡江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马渡江，和宋代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掺进了不可靠的成分。在这位宝明公之后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历史的记载。此外，这部宗谱的首创者一冯公是明末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间经历五百年，他凭什么写下这部宗谱？有一点明确的，是在满州入关以后，泰兴朱姓曾经搞起一支队伍，对于满洲人的统治，进行抵抗，这在《泰兴县志》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里都留下一些记载。
我的直系亲属，最远的我只记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滨，因为他的耕地之旁，涨出几百亩沙滩，这一下他的情况大大好转，自己也搬到泰兴县城里来了，这就是苏家巷老宅，传到现在，我的侄儿还住在那里。可是长江是无情的，一场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冲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无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经升科，田租是轻易不能豁免的，他得从泰兴县到通州，一步步地去吁请，待到田租问题解决以后，他的沙田由于江水冲击和衙门使用，几乎全部报销了。
松年公只有一个儿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为早年境遇还好，他读了书，考过秀才，前前后后考过十次，始终没有考上。祖父还有一项本领，他是一位乳科的专家。家中相传，祖母是因乳痈致死的，这就使得祖父发愤专攻乳科，终于成为有名的专家。他的这门特长，后来传给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有时还为人家治病，父亲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只看到一些医书和成药，可能是父亲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于伯父特别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亲是一定学有专长的。
父亲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读书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没有考到手。那时秀才只是一个口头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县学生，通过这个考试，就算是县校的学生，可以受到教谕、训导——县校教师的官衔——的教育了。考试就是作八股，从《四书》里出题目，作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便是八比，最后是一个小结。考试出身的称为正途，从县学生进而为举人、进士，这是一条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还有军功出身的一条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鱼龙混杂了，都不及考试出身。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重学八股，背着考篮入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全权，还要请人教他的孩子作八股，以便入场考试，都是这一回事。八股确实得到非常的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十分可笑：那时入场考试，经常夹带舞弊，到今天还留下当时流行的不少书籍，密行细字，印刷的精致，远远超过现代书本，那时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备的。还有些头童齿豁的老师宿儒，把全部《四书》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的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编订成册，衬在考生常用的马褂里，这件衣服，有时要卖好几百元，考生买了，穿好人场，临时拆开照抄，同样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说可贵固然非常可贵，说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伯父，虽在县考里曾经考到一名备取第一，在州考里却始终没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连遭到挫折以后，父亲当然不会考虑再走这条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迟钝的，更不容选择这条道路。由于三姑母出嫁，最后一点点田地也作为妆奁田过了户，自己又结了婚，孩子也有了，总不能坐以待毙，最后下决心改业。恰好他的再从兄弟瑞二伯、长三伯两位正在经营一爿茶叶店，他就去那里担任售货员，从龙井、武彝、毛尖、雀舌这些货品里找出路，这样又经历了若干年。
可是这两位再从兄弟并不是什么经营能手，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了几个反复以后，终于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中，父亲失业了，而且由于小小的县城里容不了几爿茶叶店，自己即使积累了些业务知识，竟然找不到第二个就业的机会。大的孩子总算在一家布庄当上艺徒，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家大小五口，吃饭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办呢？父亲的心境正在煎熬之中。
就在这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深夜里，我出世了，那年父亲、母亲都是四十一岁，大哥二十岁，二哥十二岁，三哥十岁。父亲正为家境的艰苦而困惑，大哥在店里，二哥、三哥都熟睡了。一盏昏暗的油灯投下深沉的阴影，产婆把婴孩收拾干净以后，包扎停匀，扔在方砖上给他第一次锻炼。
时间慢吞吞地消失了，曙光反映到这所朝北的小屋里，母亲从分娩的昏沉中苏醒过来，一眼看到躺在方砖上的婴孩，她挣扎着和父亲说：
“兴保爹，把孩子递给我，他在地下躺得太久了。”
兴保是大哥的小名，小地方的夫妇通常是带着孩子的小名相互称呼的。我在地上其实还只有半夜，由于母亲的慈悯，这才重新获得人间的温暖。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婴孩初生，要在方砖上躺这么一天一夜，据说为了孩子的健康起见，从小就得给他这样的锻炼。现在的办法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想这个办法不是没有道理，我能把我的健康情况作为一个具体的证明。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