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史论》：
按照门格尔（2007年，第19-20页）的观点，孟克列钦的著作是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一实用科学的总和（包括理论经济学、经济政策和财政科学）．或“学科统合所形成之整体”，基本上属于实用经济学。在笔者看来，孟克列钦时代，这种做法非常正常，毕竟是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尽管在17世纪格劳修斯、普芬多夫等在经院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法哲学，但总体上，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法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主要涉及的是民族主义精神①、国家财政、货币问题和农业改进及税收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建设民族国家。孟克列钦的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用有关为增强国家荣耀应如何统治的知识启蒙国王（Magnusson，1994： 178）。他把收集财富作为保持以国王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稳定的法国社会秩序的工具，第一次提出了一些后来成为标准的重商主义思想的重要原理（布里德尔，1996年，第584页）。
孟克列钦的目标是在一个超越亚里士多德将经济学定义家庭管理的系统整体中整合那些不同的线条。他首先强调了法国可以而且必须达到自给自足，因为法国有丰富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她的人口众多且勤劳。他还特别强调建立制造业（主要涉及纺织业和金属工艺制造业）的重要性，这样法国就可以自我维持。为了制造业的繁荣，必须限制所有的外国进口，因为它对纺织业和金属工业都很重要（Magnusson，1994： 184）。他还希望限制或至少制定对外国商人在法国的居住、工作和贸易的严厉限制。通过深度吸收博丹的观点，他强烈地鼓吹对进出口征收关税，并认为法国的原材料如小麦、葡萄酒、盐和羊毛等应该留在国内。他甚至强调外国购买法国物件少是好事，将更多地留给法国自己。为了流人金银，他认为对外出口特别重要。国家管制和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根除经济发展中的障碍，特别是消除在法外国人和法国人的懒惰。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在拉菲马斯时代开始推行，而且在柯尔贝尔时代依然存在。总之，这种政策的核心是自给自足，对外贸易不被视为是提供经济增长和增加繁荣的东西。专制国家（Dirigiste State）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Mag-nusson，1994： 185），而经济繁荣又是国家强大的前提条件，使其能同世界其他国家成功地竞争（包括军事）（Magnusson，2009： 26）。
对于如何管理好国家，孟克列钦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就其规范判断而言，孟克列钦强调公共效用与私人效用之间的和谐一致，同时还强调，为了确保这种和谐一致，人们必须意识到政治介入的必要性。另外，国家理由的理论家倾向于强调个体效用的牺牲以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基奥恩，2012年，第272页）。也就是说，与这一道德研究传统的许多后继者不同，他不相信一般的普通人可以在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风习中独立地引导自身对利益的追求。相反，他倒是相信一种开明的（Enlightened）绝对主义政治（基奥恩．2012年，第280页）。
自从中世纪以来，公共效用与私人效用的概念已经很常见，可以轻易地讨论两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当公共效用与私人效用发生直接冲突时，无论这种公共效用是指最大多数个体的利益，还是某种比个体之间的加总更大的整体性的善，公共效用都优先于私人效用，这在17世纪之前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基奥恩，2012年，第271页）。这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孟克列钦比旧的“顾问行政官”更强烈地将经济同国家和国王的责任联系起来（Magnusson，1994： 179）。他眼中的国家管理者充满了与绝对主义者特别相近的图景。他曾谈到，要将整个的艺术与科学联结到一个单一而秩序良好的锁链中，而这个锁链由至高无上的治理者所掌控，就像天地的黄金锁链由朱庇特所掌控一样。他曾恳求法国国王要按这样一种神性来形塑自身的行为，“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壮观的事物，他都给予其存在并维持其存在”。除了模仿上帝和明智的自然，他还力劝国王去模仿太阳，在最为光辉和最为荣耀的人世中，去做那种“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事情，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即提供那种最终的集体之善，即阳光。他希望，国王们要以无与伦比的愉悦去做那些对整个世界都有益的光辉之事（基奥恩，2012年，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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