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荣志，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日中翻译文化教育协会会长。1951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滨松市。1971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文学部，1975年起在东京大学大学院读硕士、博士，专攻中国古典文学、汉字信息处理、社会语言学等。1979年至2016年在东京学艺大学任教，担任教授、博导，并任一桥大学大学院兼任教授、博导。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0所大学客座教授，外文出版社日语顾问。1986年至1987年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助理、教授，2007年至2008年担任主任教授。主编《超级皇冠汉日辞典》《汉字海》等辞典和字典，曾撰写《在北京的街头》《日本的汉字·中国的汉字》《汉字·七个故事——中国文字改革100年》《历史书的文体》等书籍。译著有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王瑶的《中古文学论集》，以及《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诗经》《宋词选》等。2000年获得美匡Unicode Bulldog Award。

　　《我与中国40年（中文）》以一位外国人的角度，以独特的视角，来描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我与中国40年（中文）》中描述了1978年以及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街头场景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还配有一些鲜活的照片，形象生动。40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作者不断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发展变化如同正在上演的一部纪录片，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史。

　　《我与中国40年（中文）》：
　　出租车的今昔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出了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往南走的这条大街，相对于其地理位置出乎意料的热闹。最近十多年，我到北京来出差时，大都住在位于大学东南角京师大厦里的酒店，这次出差也同样如此。而一有空闲，就会在附近溜达。
　　这会儿也是刚刚从酒店出来，在这附近转悠着。
　　汽车的噪音以及十字路口的混乱还是老样子。
　　啊！刚才真是危险！
　　站在人行横道边发呆的瞬间，一辆汽车从我面前飞驰而去，连刹车都没有踩。在这里不是行人优先，而是汽车优先。并且就算信号灯变红也是可以右转的，很早以前就是这样。行人过马路很多时候也不太依赖信号灯，基本上是“随波逐流”、责任自负。因为只要等到没车的时候，哪怕闯红灯，也能保证人身安全。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几年，私家车数量剧增。与此同时，自行车和无轨电车也明显地变少了。最近政府又鼓励电动自行车的发展，但经常有突如其来的电动自行车从身边疾驰而过，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汽车还很少，自行车和公交车是老百姓的代步工具。而出租车则是到了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大宾馆里作为专用车队出现的。1986年，我和家人来北京工作期间，长期居住的友谊宾馆也终于组建了“车队”，配备了十余辆全新的日本进口的日产Cedric（公爵）。因为很少有机会用出租车，“车队”组建很久之后，我才第一次坐上。初次乘坐的时候，总觉得车里有些古怪。明明是新车，车门内侧的几个零件还有点烟器却都没有了。
　　“师傅，这辆车明明是新车，为什么这几个零件都没有了？”
　　“那些呀，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也没有替换零件，我们拿到车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没事，一样地开。”
　　友谊宾馆的正门旁有一间调度室，负责调派用车，也兼做司机们的休息室，常常有好几个司机都在这里等着出车。我们对“调度”这个词很是“耿耿于怀”，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日语里“调度”这个词只有在做日常生活用品之意时使用。后来大街上的出租车突然多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调度室被拆除了，招牌也不见了踪影。
　　时光荏苒，我再次入住友谊宾馆。因要前往琉璃厂一趟，便在友谊宾馆的花园里凑巧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竟然是以前友谊宾馆“车队”里的那辆出租车。
　　“师傅，好熟悉呀，这个车我记得，以前好像坐过。”
　　“对呀，这个就是以前车队的车。”
　　“可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当然啦，因为以前是我爸爸在开。”
　　车还是原来的车，但是开的人已经是接班的下一代了。
　　“你父亲一定很爱惜这辆车。”
　　感动和佩服之下，我环视了车内一圈。车门上的零件、点烟器都安装回去了。车座也套上了纯白色的蕾丝座套，处处可见车主的用心。
　　那之后又过了十年，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充满时代感的出租车在北京的街头早已销声匿迹。漆成黄绿相间的出租车奔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与此同时，现在的北京街头，私家车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堵车也成了家常便饭。
　　……

第一章 北京的街头
第二章 离中国有多远——旅行的回忆（1978年）
第三章 北京的四季
第四章 奔波东西南北
第五章 中国纪行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