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似乎是某种高雅的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常常以曲高和寡而孤芳自赏。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是关注实践的。学术研究应回应现实问题的呼唤，学术研究说到底不过是运用人类的智识去探究人类生活的困境，去寻找问题的根源，去发现解决问题的路径，最终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境遇。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一简要论断是对学术研究实践属性的精辟概括。
　　在此意义上，我们倡导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走出象牙塔，关注我们身边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跨文化实践。中国正以从没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吹响了中国跨文化国际行动的号角。可以预见，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逐步实施，人类将目睹有史以来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景象——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一伟大的跨文化实践为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者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与此同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政府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理想。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地互动、冲突和交融。不难想象，人类未来的福祉将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一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进程中，跨文化研究者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跨文化研究不仅要走向实践，而且要代领实践。跨文化研究者应勇立跨文化实践的潮头，用跨文化研究的智慧去武装跨文化实践者，赋予他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敏感和对文化他者的共情，为化解文化冲突提供良策，为增进文化理解注入动力，为促进文明互鉴开辟通途。
　　期待中国的跨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跨文化实践，不断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研究理论创新。

　　《跨文化研究论丛（2019.1）》：
　　3.以往传播有何不足
　　虽然“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出注意到了我国媒体传播能力薄弱的现状，但是我们梳理发现，现有“中国故事”的传播所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外研究者看来，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远超出传播学领域所涵盖的范围。概括起来，学者们对以往所传播的“中国故事”的不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主题内容、表达方式、真实性、受众意识、态度及制度层面。其中，语言表达、真实性和受众意识方面最被频繁讨论，我们就先从这三方面开始，再简论余下方面。
　　在具体的语言表达方面，问题多样，概括起来最突出的是概念式、空洞的措词、华丽的文学词藻和说教式用语。首当其冲的是国内熟悉的空话、套话、大而化之的、概念式、“文件式”用语和叙事（FitzGerald2014；程征2016；肖贵清2016；阮静2017）。这些表达的共性就是本身没有明确的、实质性涵义，语义空泛。黄友义（2015）例举我们会用“从大局出发，促进转型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表达；也有一些像“总揽全局”等出现于工作报告中的“文件式”语言。这些空洞的表达无益于受众的理解和新知，却增添聆听或阅读的干扰，因为它们分散了受众有限的注意力。面临同样问题的是这些概念用语的生硬翻译（陈明明2014）。
　　尽管“故事”狭义上含有虚构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品之意，但“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实践者看来更多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纪实描写和朴素表达。也就是说，我国的国际话语不需要过多刻意地修饰和打扮。因为，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2011）的理解，我们的故事本身就已经很精彩了。然而，文学表达却经常出现在不宜文学化的部分国际话语当中，尤其在面向国际的推广、交流与合作场合。比如“未来充满挑战，我们信心满怀；未来充满机遇，我们整装待发。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我们与您携手创造美好明天”；有的甚至用播种作比，“在这春播的大好时光，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播下了进一步友好合作的种子。”（黄友义2015：50）问题是，在黄友义看来，这种表达在中文语境下意境优美，气势鼓舞人心，又增添氛围，但在英文语境下受众会不习惯，很可能认为与主题无关，更何况国内和国外地域、气候不一样。因此，笔者认为文学诗化语言在面对国外受众时讲“中国故事”时不应泛化，而需要分清具体场合，慎重采用。
　　此外，权威依赖（依靠政府官方权威进行交流，见黄金鲁克2012；黄友义2015）、官样化、程序化表达、成语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期的话语（郭晓2015；黄友义2015；曲昌荣2016）等语言问题也受到学者关注。
　　真实性和受众意识方面也是较为常见的问题。真实性在这里是指话语表达的效果是否能够取信于国外受众。我国的对外话语在实现真实性方面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呈现的信息往往不平衡，只说正面的，少说或不说负面的材料，再加上人为设定和宣传痕迹，已把受众拒之门外（邹建华2013；Hartig2015；He2015；曲昌荣2016；胡范畴2017）。同时，针对受众这一话语目标对象，尚未对其有全面深入的调查，往往缺乏从受众的角度换位思考，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适合他们思维、价值、语言习惯的话语方式，而是更多停留在以我为主的自言自语、自我陶醉（Nordin2012；黄金鲁克2012；王义桅2012；邹建华2013；郭晓2015；Wu2017；张国祚2017），缺乏一种可信赖的逻辑自洽。
　　由于受众意识不足，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话语姿态也会直接反映在说话人的表情态度上。一些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比如出访外国时.用偏严肃庄重，或者严厉的态度回应国外受众的质疑，少有亲和、宽容、平等和理性的姿态和利他主义的人文关怀（邹建华2013；王义桅2014；曲昌荣2016）。另外，在主题内容，也就是议题选取上，我国产生话题的能力还不足，尤其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陈先红2017）；而记录片中的主题过于大、散、泛。国际话语总体上使用简单标签或对立的方式呈现主题（郭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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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论丛》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