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出版《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2019）、《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Communication In China（2008）、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998)等多部中英文（编）著作。她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获得达拉斯·斯迈思奖（Dallas Smythe Award）和埃德温·贝克奖（The C. Edwin Baker Award），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第二位拥有此两项终身学术成就奖的学者和首位女性学者。2019年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是加拿大皇家学会自1882年成立以来首位从该国大学的传播院系入选的皇家院士。
主编 吕新雨，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乡村与国家》《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许多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其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讨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著作。主编“纪录影像:海外与中国”丛书，2013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联合主编“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2014年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此外，目前还担任：《新闻大学》栏目主编，《电影艺术》编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丛书国际编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期刊国际编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期刊国际评委等学术职务。

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影响与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在这一危机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在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恰当的回应的同时，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传播理论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分为上、下两编，收录国内外研究性论文20篇。上编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新传播理论和研究路径的发展，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中西方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新闻自由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方面的比较、“自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前沿，以及批判视野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新问题意识、风险传播和生态传播等内容。下编首先从批判传播的角度聚焦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进而对中外传播中的不平等、不同社会主体的抗争性传播，以及阶级、性别和城乡分野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视域。最后，通过学者对参与式传播研究或行动传播研究的经验总结和方法论反思，我们突出和强化了批判研究的实践指向和学者的能动性。

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性别话语

中国社会主义被提到最多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一个崇尚女性对男性和权威服从的东亚社会，实现了男女平等。由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它认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参与公共空间、接受教育、进行生产的权利。至于有关性和家庭两性关系的私人领域，社会主义话语的介入并不充分，它只提供一些关于相互尊重、宽容和分享之类肤浅的道德声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和延续了传统文化对家庭责任的规定。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反对包办婚姻，积极为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希望其通过自由恋爱、培养感情，以此为基础组建家庭，而另一方面又强调家庭稳定和为了家庭牺牲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因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使公民更积极有力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这种反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性需求、身体的吸引力和经济地位等因素都被淡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性别政治是自上而下的、不平衡的，是以对国家的服从和自我牺牲为文化规范的，只要其能够很好地配合国家建设，它就很少被讨论和质疑。家庭观念和与之相关的两性关系并未得到附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女性研究的充分关注和讨论，它们只是从传统文化中被简单地借用出来，为新的社会秩序服务。
后社会主义的话语场域开始强调“个体”这个话题，并关注“个人权利”的张扬在家庭关系中的体现，这一方面是在文化上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另一方面设置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的议程。吉尔（Rosalind Gill）在《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一种情感模式的组成元素》这篇文章中提出，后女性主义的文化情绪具有以下一些特征：认为女性气质是一种身体和生理特点，强调女性主体的自我认同，对自我监控、自律和自我完善的推崇，对个人主义、选择和授权的关注，化妆美容与自我实现的联合，以及自然性别差异观念的复苏等等。她还探讨了美国这种后女性主义的文化情感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虽然中国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女权主义运动，但社会主义一般被视为包含了阶级、性别和种族解放的总体社会运动，其不仅使阶级平等制度化，也使性别和民族的平等制度化。因此，后社会主义的情感结构与后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个人自由和责任感方面的表述具有结构和主题上的相似性，它们都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文化、性别的权力结构塑造和影响着个人发展的可能性，都坚持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和自我改造来获得幸福的生活。差异与不平等被认为是个体的机遇和努力所导致的，而非社会决定的。此外，后社会主义不仅大力宣扬个人主义作为对过去压抑的集体主义的反拨，而且还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减少提供了合法性论述。公共服务的削减和市场化的策略通常是在“经济改革”的口号下进行的，集体主义时代的低效和对个体创造性的压抑成为改革最重要的理由。但是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对于女性而言有着更大的影响，因为抚育孩子、照料家庭的日常工作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职责，社会主义文化并没有在家庭劳动分工方面带来重大的变革，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然是中国家庭性别分工的主导观念。当国家以改革为由回避了补偿或解决家务劳动的职责，女性只能依靠自己来缓解家庭受到的影响，女性需要对家庭负责任和做出牺牲的观念因此得到加强。
同样，性别压迫的观念就像阶级和民族压迫的观念那样，被认为是一种使人们相互敌对的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受到抨击。此时，“人性”被重新发现。人们认为，性别差异是与生俱来的，而非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所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在公共空间为女性提供平等工作机会的政策是违反自然的，将会对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家庭关系紧张，孩子被照料不周，更大的雇佣压力等等。事实上，我国一些民意代表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提出女性应当接受“回家”做家庭主妇的观点，以降低失业率。在任何一方面，特别是学界或者政治方面具有影响力的女性，都被看作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具有威胁性的。在媒体上，总是不断重演着有关历史上那些篡夺政治权力从而祸及整个国家的女人的电视剧；而在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中，女博士被称作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种性别”。这一类有关女性气质与女性社会角色是天然的、与身体相关的，如果违背就会造成人伦和社会的混乱的后社会主义思潮与西方后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和表述方式。
但是，关于后社会主义性别话语，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就像吉尔认为的那样，后女性主义、后社会主义是各种性别政治碰撞融合的舞台，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的，也包括传统的或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被商业化的主体性。同时，有关性别地位和性别认同的各种思想既相互协调又对抗。例如，时尚产业的迅速发展，化妆品销售和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女性身体的美容项目，都指向了女性气质是一种身体特点，女性应该通过不断地观察和规训她们的身体来保持性别安全和社会地位这一普遍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媒体视作女性增强个性和自豪感的方式而大加推崇。他们假设女性是为自己而非他人做出这些行为，似乎是为了更具女人味自愿付诸行动，而非出于为达到与男性虚幻的平等这一外部压力。因此，有关女性主体性、个性、个人自由和自决的话语使那些塑造女性生活、限制女性选择的社会文化力量具有了实际的效力。同样，女性传统价值观和分享、自我牺牲、照料他人的社会主义精神遗产实际上融合在了一起，成了一项重建家庭是爱和关怀的安全港，以对抗充满恶意、危险的市场和竞争等社会领域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工程。社会主义过去诋毁家庭这种组织形式，认为它是男权统治、压迫女性和孩童的工具，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总是称自己为新的、包括所有人的、平等的大家庭。现在，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小家庭重新获得当代文化的青睐。
后社会主义性别话语是多声部的，充满矛盾的：关于女性解放、独立和自尊的叙述，与为了赶上时代不断自我提升的新自由主义情感共存；女性气质是天然的，与女性应该遵循有关如何重塑身体、改变外表来变得更具女性魅力的观念吸引着同一批受众，满足了相同的市场需求；为了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幸福，家庭观念和个人主义被大力宣扬。后文将对《非诚勿扰》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以阐明当代中国复杂、旋绕、纠缠的性别话语。

《非诚勿扰》与性别表演的狂欢

2010年初，约会真人秀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非诚勿扰》并非第一个，但在2010年1月15日首播之后，它迅速成为中国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约会真人秀节目。节目规则非常简单，24位女性参与者同时在舞台上评价和选择一位男性。女性参与者经过三个回合作出决定：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回合中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熄灭面前的灯来否决男性参与者。男性可以通过视频短片进行自我介绍，其中包括个性、职业、性情、爱情和婚姻观念以及其他相关的话题。男性参与者的朋友也会受邀在视频中说一些有关他的事情。整个过程中，主持人、两名坐在台上的评论者和24位女性参与者都可以对舞台中心的男性进行提问或反驳。终决选之后，女性不能再改变主意，轮到男性进行选择。如果所有的女性都熄灭了灯，男性则配对失败并离开舞台；如果有一位女性亮灯，男性则可以决定是否与之约会；如果超过一位女性亮灯，那么男性可以选择其中两位问一些问题，作出最终决定。每一部分的最后，失败的男性参与者或者成功配对的情侣，都可以在舞台下的镜头前发表自己的想法。
与西方类似的节目所不同的是，《非诚勿扰》并不监视和偷拍情侣实际约会的场景。没有关于身体和性生动的画面，本土化的约会真人秀更多关注的是舞台上参与者的言语交锋。通过1个男对24个女，以及主持人和评论者不断插入并评论男女双方的节目形态，对话轻易地被引向更具普遍意义的、有大众吸引力的话题——性别认同、价值观冲突、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性格测试等。节目毁誉参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效应并不是来自于通常约会真人秀节目里性方面的异常或猥亵，而是来自对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政治不正确的观念的直言不讳。每当有人发表出位言论，观众们都感到震惊，并迫切期望参与者、通常是男性，做出戏剧化的反应。为约束和规范约会真人秀节目出格的意识形态，广电总局的新规定要求参与者必须是真心希望寻找约会的对象，认为那些不真诚地发表出位言论的参与者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非寻找真爱。
这种思路并不理解真人秀这种节目类型，或者约会真人秀作为其独特的子类，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所谓“真”指的是通过真人而非演员在既定规则和戏剧情境下进行即兴反应，以展现真实的生活，这与纪录片中真理电影的模式有家族相似性。这样的电视节目形式创新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使具有社会学兴趣的人了解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娱乐了喜好窥阴的消费者。事实上，虽然真人秀与最具公共导向性的电视节目类型——纪录片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其政治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这种节目类型是电视节目谱系中最具娱乐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它们在电视节目类型的光谱中恰恰处在力图揭示或探讨社会现实的纪录片的对立面。大部分当代真人秀节目中，参与者常常在极端做作、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中演出。通过对主体进行一定的刺激来观察其真实反应确实是当代纪录片实践中的一种策略，但真人秀对场景的人为设置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实和观察社会的需要和伦理底线。表演性被深深地植入到这一节目类型的规则中，这越来越被大多数参与者和有经验的观众所了解和认可。真人秀的看点在于参与者如何发挥好他所分配到的角色，这通常被认为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掩藏的本性。像专业的演员那样，参与者也是按照剧本进行演出，但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一个需要遵循的权威文本，所以可以通过自身的文化记忆激活他们自己的剧本。比起由专业演员演出的戏剧，真人秀的表演活动背后所隐含的多样化、直率的文化文本有时更具魅力、更尖锐。从这个意义上说，约会真人秀是性别表演和集体剧本创作的平台。《非诚勿扰》在这些约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其对不可避免的表演性敏感的自觉，并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将一个有些粗糙、朴实的真人秀发展出了独特的式样。按照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观点，性别表演是性别主体化和客体化的社会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诚勿扰》一次次对给定的性别角色剧本进行开发、检验和重塑。这个节目真正的乐趣并非来自于它的婚介功能，而是来自于个体在性别表演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过度的做作、伪装和自我矛盾。因此，审查者尝试着删节这个节目关键的部分，同时还希望保持它在文化市场上的成功，这种做法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与之前的真人秀节目相比，《非诚勿扰》的场面调度经过了过分的设计和安排。24位女性参与者在节目开始一起走到舞台上，站成半圆形，等待男性参与者在喧闹的音乐和华丽的灯光中被电梯带到舞台上。特写镜头、水平摇射和面部表情镜头的快速剪辑是节目为了增强悬疑感和戏剧性通常采用的方法。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电视机前，气氛都是高度紧张、戏剧化的，与人们能够平静交流的惬意的日常环境不同。女性参与者盛装出席，男性参与者却尽量保持着本来面目。视觉上讲，女性的外表是高度标准化的：极具女性气质，穿着公主裙，画着精致的妆容。短裙、丝绸、丝带、长卷发、蝴蝶结和烟熏妆是非常常见的，通常只有一到两位女性参与者穿着裤子、西装、短袖或者短发，显得非常不同。
实际上，对许多女性参与者而言，走上节目的舞台似乎成了一个身着盛装，打扮得像电影明星的有趣机会。当她们开始谈话时，却表现得与她们灰姑娘或白雪公主的装扮截然不同。一个接一个的男性参与者发现，参加这档节目事实上如同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考验，而非获得了一个拥有美丽女人的好机会。他们的外表和言语不断受到美女们的审视和苛刻评价。他们的身体、时尚品味、爱好、个性、社会价值观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面临着被质疑、审问甚至有时是奚落的危险。当他们想要反击的时候，也会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尴尬境遇。如果他们选择投降，可能会从主持人那里获得象征性的支持却有丢脸、变成观众笑柄的危险；如果他们决定反击，他们会激起所有女性参与者的姐妹情谊，成为一群聪明女人集体攻击的对象。无论如何，以上两种情况对男性参与者来说都不是很好的体验，但对观众而言却非常有意思。尽管网络讨论表明，观众对于那些大胆、挑衅、坦率的女人充满了极端情绪。观众对那些在男人面前表现得太过自信、居高临下的女性大都表达了反感、不安甚至憎恶的感情。

序言：传播、危机与转机

上编：当代马克思主义、危机与传播

一、消费的生产：商品、诱惑、矛盾
二、重压之下的权力：危机中的数字资本主义
三、“新闻自由”的表述与践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比较
四、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
五、传播与中国的批判研究：机遇与挑战
六、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方另类媒体传播理念与实践
七、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新闻自由与政府责任
八、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限制、挑战与机遇
九、政治经济学，生态学和新圈地运动：交叉、挑战及批判传播学

下编：公共性、抗争与主体

十、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
十一、试论以参与式传播重构我国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从我国电视公共频道的架构设置说起
十二、利益导向与价值重置：中国“三网融合”政策制定中的“资本化”逻辑及反思
十三、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
十四、媒介、现代性与不平等：企业化印度中的平民
十五、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
十六、后社会主义语境中性别地位的表述
十七、阶级与视觉文化：农民工、摄影和视觉政治
十八、行动传播研究：概念、方法论、研究策略与挑战
十九、“南方两周末”:工民新闻实践与传播赋权
二十、采矿业、劳工和抗争性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