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年选”中的一种，选辑2019 年度中国好的散文，全都发表于公开出版的报刊或其他传媒上。作者大都是读者仰之弥高的大家名家，有耄耋前辈，如：梅岱、李国文、余秋雨、梅洁、贺捷生、鲁枢元、朱鸿，等等，除此亦有青春后生，文章也是韵味十足。
《2019中国散文年选》乃花城文学年选之一种。主编韩小蕙深切关注2019年度的散文创作及各大报刊和多种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散文佳作，还有一些图书出版物里的作品，几经思虑，终得五十余篇汇集而成今年的散文年选。
书稿分为“目尽青天”“素月分辉”“心事瑶琴”“杏花疏影”“海上心情”等5个部分。作者大都是读者仰之弥高的大家名家，有耄耋前辈，如：梅岱、李国文、余秋雨、梅洁、贺捷生鲁枢元、朱鸿，等等，除此亦有青春后生，文章也是韵味十足。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高质量散文年选。
目尽青天
敕勒川(节选)_梅岱
探索《敕勒歌》，不能不回到它所描绘的主体——敕勒川。
我虽说是生在长在敕勒川的敕勒川人，可对敕勒川的往昔以及这块神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还是知之甚少。
去年八月，正是塞上秋高气爽、羊肥牛壮的丰收季节，我回到敕勒川，驱车数百里从包头到呼和浩特横穿敕勒川的中心地带，又一次领略了这块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地方。走进位于土默特右旗的敕勒川博物馆和位于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博物院，专访了研究敕勒川历史文化的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长，也是我的同乡伏来旺先生。看到博物馆里丰富详实的展陈和专家们富有创意的研究成果，像是穿越了一条悠长曲折的时光隧道，使我走进了敕勒川的历史。有人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还乡。写敕勒川，当然就是我的一次还乡，回到我熟悉的但又了解不深的故乡。
敕勒川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是一块陌生的地方。翻阅历史文献典籍，可以零星地看到敕勒族、敕勒人的表述，而很难找到敕勒川的踪影。敕勒川有些扑朔迷离，以至在今人的一些文章中，常常把敕勒川错放在山西、甘肃、宁夏甚至是新疆的地图中。其实，《敕勒歌》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敕勒川，阴山下”，阴山就是敕勒川的参照物，阴山在哪，敕勒川就应该在哪。北齐的《魏书》《北史》均有明确记载：“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亦有相同记载。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起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的狼山、乌拉山，向东经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境的大青山、蛮汉山，再经乌兰察布市境的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东至河北省境的滦河上游，全长1200公里（折合古代三千里左右），南北宽50~100公里。阴山山脉东西绵延横亘在中国正北方，像一只巨大的臂膀把敕勒川揽在怀中。它的南边就是地图上黄河“几”字形最上边的那一横。北依阴山，南临黄河，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可谓负山抱河、纵横四域、通达八方。历史地理学家把中华文明分布划为三条线，第一条在北纬41°，称之为农牧分界线，敕勒川正好在这41°的农牧分界线上。有阴山抵御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又有黄河丰沛河水的浇灌，敕勒川确实是块宜农宜牧、美丽富饶的风水宝地。
敕勒川虽地处塞外边陲，可它的文明史源远流长。早在70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在这里渔猎和耕作。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先后发掘呼和浩特“大窟遗址”、托克托“海生不浪遗址”、包头“阿善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陶器都向世人宣示，这里也曾是中华多元文明的源头之一。还有著名的阴山岩画，散布在绵延千里的阴山深处，镌刻在岩石上的画图，生动古朴，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原始人类及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当代人可以从一幅幅古老岩画中透露出的文明信息，去寻幽探微，去破解敕勒川的文明密码。
古人说过“左图右史”，这历史和地理是不可分离的，其实很多历史都是地理的、地域的历史。敕勒川的历史曾有三个时代最令历史学家关注，也有人讲，这是敕勒川走进历史中心的时代，这就是秦汉、南北朝、明清时期。历史学家之所以关注这三个时代的敕勒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数千年来，敕勒川这块地方目睹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争执与冲突，更见证了二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矛盾和事端，更有惠及双方百姓的和平和谐之光景。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化进程和追求一统的历史传统，敕勒川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史学界关注的第一个时代，是秦汉时期的敕勒川。
敕勒川自古就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争夺的战略要地，游牧民族把它作为逐鹿中原的桥头堡，中原王朝把它作为护佑中原安全的屏障。最早进入敕勒川的中原政权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公元前五世纪，狂傲不羁的魏文侯灭了中山国，便把目光转向北方。为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沿黄河修筑长城，敕勒川一带便在其统辖之内。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拓展疆土，实行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策马阴山，筑城建郡，敕勒川自然纳入他的版图。2018年8月，我又一次登上阴山，眺望赵武灵王修筑的长城，2000千年前的石头城墙巍峨依然。
公元前4世纪，匈奴在北方草原崛起，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勇猛剽悍，全民皆兵，迁徙不定，出没无常，胡骑铁马四处侵扰。战国后期，趁中原战乱不息，匈奴人南下，越阴山，控长城，占领了敕勒川以及黄河南岸的“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并在今包头附近建立了都城。
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建都关中咸阳。雄踞北方的匈奴距咸阳几百里之遥，成为威胁新生的大秦帝国的心腹之患。其间，有燕人卢生向笃信仙道的秦皇进言，“亡秦者，胡也”。平定中原之后，秦王朝自然要把解决匈奴之患作为当务之急。做了一番准备之后，秦始皇即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率30万大军北上讨伐匈奴，始料不及的头曼单于和他的军队落败而逃，退回阴山北麓的荒漠。敕勒川、河南地又成为秦王朝的牧场和田园。秦王朝在这一带重新设置九原郡，蒙恬大将和他统率的30万大军就地屯垦戍边。
击败匈奴，胸怀大略的秦始皇开始建造两个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伟大工程，这两大工程都与敕勒川有关。第一大工程，当然是长城。先把阴山上秦、赵、燕先前修筑的旧长城连接起来，然后分段补缺修筑新长城，历时十年，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在北方6000公里的崇山峻岭中崛起一条巨龙般的城墙。第二大工程，就是被今人称之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秦直道。这条大道宽20米，全长700公里，南起咸阳淳化，北上直达敕勒川腹地的九原（今包头所辖）。一条大道南北贯通，从大秦帝国的心脏到北方战略要地畅通无阻，敕勒川、河南地尽在帝国掌控之中。横有长城，纵有直道，两大工程理所当然成为大秦帝国的杰作和丰碑。有人说，长城像是一张拉开的弓，直道则像是一支即将飞出的箭，这一墙一道便构筑起帝国收放自如的攻防体系，而敕勒川正是在弓和箭交会的三角地带，这足以说明敕勒川在这安全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秦末农民起义，中原地区群雄逐鹿、战乱不息，匈奴人借机又南下进入敕勒川。待刘邦建立大汉王朝时，匈奴已成为兵强马壮、疆土辽阔的“百蛮大国”。可以和汉王朝抗衡，给汉王朝带来危患的当数匈奴了。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南一北两强对峙、两强争霸的局面。
两汉400余年，汉朝和匈奴打打停停，时战时和，敕勒川时而成为烽火狼烟的战场，时而成为安乐祥和的家园。敕勒川见证了战争冲突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悲痛，也见证了交流融合而演绎出的动人故事和各民族百姓共享太平的景象。
《史记》中许多篇章对汉朝和匈奴的战争都有详尽的记载，比较集中的是在《匈奴列传》中。阅读这些文字，可以发现，在这些战争的描述中，出现最多的地名是云中、定襄、五原、高阙、河南地，这些地方都在敕勒川或者相邻的地域。《卫青骠骑将军列传》中讲，大将军卫青与匈奴作战七次，其中有五六次都在敕勒川及周边。可想而知，那时的敕勒川是汉匈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为汉匈作战的主战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农民在地里劳动，还不时可以捡到许多生了锈的铜箭头。我做记者的时候，曾到阴山脚下一个叫苏都仑（在古高阙附近）的村子采访，大队书记拿出一把已残损的青铜宝剑给我看，说是挖树坑时挖出来的。“牧童拾得旧刀枪”，“自将磨洗认前朝”。现在想来，这些锈迹斑斑的兵刃说不定就是卫青或者是冒顿单于们的战争遗物。
今天敕勒川上的人们，并非都知道这里曾经汉匈兵戎相见、刀光剑影，但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佳话却家喻户晓。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觐见汉元帝，请求和亲，愿做“汉家女婿”。汉元帝答应了呼韩邪的请求。“和亲”原是汉高祖时刘敬提出的建议，当时的形势是匈奴强汉朝弱，吕后不忍心将女儿远嫁北番，因此挑一个宗室的女儿假作公主出嫁。到汉元帝时，已是汉强胡弱了，没必要挑皇亲国戚的女儿了。宫女们听说要远嫁匈奴，也都不愿从，只有王昭君毅然请命，“自请掖庭令”，愿出塞和亲。在汉朝官员的护送下，王昭君千里迢迢远赴漠北，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宁胡”阏氏。昭君出塞化干戈为玉帛，推动了胡汉文化的交流。北部边塞60余年“黎庶无干戈之役，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牛马布野，人民炽盛”，出现了两族开关合市的和平景象。
敕勒川是呼韩邪单于曾经驻牧八年（公元前51年至43年）的地方，也是昭君出塞途经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包头召湾汉代古城废墟中发现刻有“单于和亲”的汉代瓦当，推测这里是昭君和呼韩邪单于曾经驻驿过的地方。敕勒川人对这位来自湖北秭归的汉家姑娘有着特别的喜爱，民间流传着许多赞颂她的故事。昭君去世后，人们为了祭怀这位“和平使者”，敕勒川上出现了许多昭君墓，至今还有十多处，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这一处。高高的墓冢青草葱茏，入秋后依然青色如黛，因此被称之为青冢。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写道：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被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和睦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在内蒙古工作的时候，我曾多次参观昭君墓，这次回敕勒川，又专程来到由昭君墓扩建后的昭君博物院，看到的是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呼韩邪单于和昭君大型雕塑前留影，或在董必武诗碑前静静地诵读老人的诗篇。历史上多有文人墨客把昭君出塞及“和亲”之举斥之为中原王朝的屈辱和羞耻。我十分赞成和钦佩董必武老人家铿锵有声的回应：“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懣，舞文弄墨总徒劳。”
史学界关注的第二个时代，是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川。
之所以叫敕勒川，就是这一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人是敕勒族，因此人们就把这块平坦无垠的区域称之为敕勒川了。因为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显要，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到这里来抢夺地盘。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来到这里的另一个民族是鲜卑族的一个分支拓跋鲜卑，他们来自大兴安岭。比之于敕勒人，拓跋鲜卑人的思维观念和部落意识较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内部有凝聚力、向心力，比较团结。其部落首领拓跋力微收拢异部，拓展牧地，时机成熟便自立为王，并打出“代国”的旗号。当时的代国之王有点像绿林好汉中的山大王，所谓的国也只是拓跋鲜卑的部落联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2019散文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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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尽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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