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的本土化
李 强 张 莹
社会运行理论在我国社会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该理论是郑杭生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笔者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任教，与郑杭生先生有过很多合作，一起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参加了一些论著的写作。光阴荏苒，转瞬间几十年过去了，本文试图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对社会运行理论进行再思考，谨以此纪念和缅怀郑杭生先生。
一、社会运行理论的提出及其依据
关于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的条件与机制的想法，最初是在探讨社会学研究对象时提出的。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的。社会运行分为三种类型，即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多数的社会学理论是舶来的。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涂尔干（E. Durkheim）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韦伯（M. Weber）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动的；齐美尔（G. Simmel）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形式的；帕森斯（T. Parsons）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与功能的；斯莫尔（A. Small）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互动过程的；罗斯（E. Ross）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不胜枚举。但是，尽管以上提到的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都可以看作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的一部分，西方社会学家并没有提出过将社会整体运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什么郑杭生先生提出社会运行的这一视角呢?社会运行理论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离不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社会变迁的理解。所以，社会运行理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
（一）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与社会运行理论
提出社会运行理论是有历史线索可循的。郑先生社会运行论的重要思想源自对中国治乱兴衰历史的思考和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
中国的学术传统注重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细察诸子百家及以后学者的论述，其特点都是从总体的、综合的角度评价社会治乱兴衰，以及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达到治的方法和途径。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子对夏桀乱、商汤治，纣王乱、武王治进行了评价;东汉王充的《论衡·治期》不单把社会治乱看成政治现象，更从人民的经济生活出发进行综合性考察。程颐在《程氏遗书》中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严复在引进西方社会学和译述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着眼于中国的治乱兴衰，将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从而掌握“正德、利用、厚生”三者的根本，揭示社会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
总之，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兴衰的历史。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封建时代治世的楷模。所谓“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也被史书记载。东汉末年的群雄逐鹿和分久必合的三国归晋，则是由乱而治的历史证据。“治”与“乱”都是对社会运行状态的综合性考察与评价。古代和近现代中国对治乱兴衰的认识是社会运行理论的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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