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 我国著名教育学者,教育战略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部主任；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袁振国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要起草人之一,在2011年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会上做了题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讲解。
重要著作有：《教育改革论》、《教育政策学》、《当代教育学》、《教育新理念》、《我们离教育强国有多远》、《从反正到立新——教育理念创新之路》等。所主编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已经连续出版16年，《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周年》10卷本大型丛书、《共和国教育公平之路》等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影响远播海内外。

我国在2014年颁布了关于高考改革的文件，并于2017年在上海、浙江试行。本书以上海和浙江试点的情况为基础，参考国内外历史上高考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和完善新高考的系统建议。
《高考改革深化研究》分为三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论述了学业水平考试改革研究，对于如何 “选科选考”制度、如何改进现行选考科目赋分方式、 “一科两考”是否切实可行、如何有效落实“文理不分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第二部分针对综合素质评价，具体阐述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与使用程序，上海、浙江等地的试点高校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探索等方面的研究；第三部分围绕高考改革环境和条件，提出了为适应新高考改革，学校从教学资源建设、课程安排、教学管理、考试时间等方面完善环境资源的有效措施。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改革高考制度放在了很突出的位置，把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制度作为高考改革的核心目标。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的目标。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全面启动。新高考改革针对高考制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率先在上海、浙江进行改革试点。结果到底怎么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为此，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设立了重大招标课题“适应新高考要求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策略研究”，袁振国教授获得了这一课题并组建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评价一项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它的既定目标是否实现，利益相关者是否满意。课题组在分析新高考改革的五个目标的基础上，对学生、教师、校长、局长、高校等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新高考改革社会反应符合预期，实践效果好于预期。
新高考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学业水平考试科目“6选3”的选考制度，增加学生的选择权，促进学生有个性、有特色地发展。调查发现这一目标得到了相当好的实现，考生、家长、教师对其认可度很高。关于学科选考的理由，有80%以上的学生表示选考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或是在某些学科上的优势来决定的。社会上普遍担心的考生会为了拿到高分不顾学习兴趣而“避难就易”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新高考改革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引导素质教育，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调查发现这一目标得到了较好的实现。目前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分数进行录取的学校比例还不算大，主要是在具有自主招生权限的学校内试行，但从上海有自主招生权限的大学实际录取学生的情况和浙江“三位一体”招收录取的情况来看，在按综合素质评价招录的学生中，如果仅凭录取分数线的话，有20%的学生可能进不了他们现在所进的学校；而在达到录取线的考生中，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不高，有约10%的学生没有被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已经释放出加强素质教育的强烈信号。
新高考改革的第三个目标，是通过外语一年两考，减轻“一考定终身”的压力。这一目标也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外语一年两考是一年多次考试的先声，而外语也是相对容易保持考试信度的一门学科。从上海、浙江的情况来看，外语一年两考对学生保持良好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而造成终身遗憾的情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调研中，有将近90%的被调查对象对一年两考持赞成态度。一年两考，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有趣的是，家长对此的担心远远超过其子女的担心。对于学生来说，不管是已经考过还是没有考过的学生，对此都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担心。
新高考改革的第四个目标，是通过取消文理分科考试，提高学生的基础素养，培养其综合能力。这一目标也得到了较好的实现。高中阶段实行文理分科一直受到质疑，随着学科交叉发展，增强综合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批评高中文理分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新高考改革果断决定高考不再分文理科，从而彻底结束了高中文理分科的历史。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考生文理交叉率达到78%；从上海的情况来看，选择两个文科一个理科或两个理科一个文科，文理交叉率也在80%左右。对文理不分会降低数学区分度的普遍担心也完全没有发生。
新高考改革的第五个目标，是学业水平考试由百分制转为等级制，避免“分分计较”。新高考规定语数外三门成绩分别计150分，选考科目方面上海是6科中选考3科，各计70分，然后转换成11个等级；浙江是7科中选考3科，各计100分，然后转换成21个等级，目的是避免“分分计较”。此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仍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原始分数转换成等级分的科学性有待加强；第二，人们对等级分的认同度也比较低，“分分计较”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加剧。
通过对我国高考改革历史经验教训的梳理，对国际高考制度和模式的比较，对上海、浙江新高考改革试点舆情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高考改革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具体实施政策的制定者，教育局长、高中校长、教师，考生和考生家长，高校招办负责人和面试教师的全方位访谈、座谈，以及各种规模的专家研讨，提出了改进和完善新高考改革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意见。
（一） 把“6选3”改为“6选1+2”，在增强选择性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避免弃难就易，造成物理等科学素养的下降
等级性考试“6选3”的制度设计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在增强选择性这一改革目标被较好地达成的同时，也带来了等级赋分制所导致的学生避考物理的现象。为了避免不同学科引起的分值差异，上海和浙江两地均在计分时按照考试群体进行等级划分，并转换为相应的等级，再最终计入高考成绩。每门选考科目按百分比换算等级，前1%计“A+”，前2%计“A”，依此类推，在高考录取时再折合为分数，每个等级相差3分，“A+”计入高考的分数为100分。在以高考总分录取的制度下，由于物理获得高分的难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一些爱好物理、数理思维能力强的学生不敢选择物理，从而导致物理选考人数逐年下降。更应引起关注的是，这一趋势已经向高二、高一年级传递，选考、选学物理的学生比例可能进一步下降。调研中有多所高中的教师、校长反映，其所在学校的高二、高一学生选考物理的人数又有所下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浙江与上海分别出台了相应的“保障机制”，为物理学科设定一个保障人数（浙江是6.5万，上海是1.5万），如果出现报考人数低于保障人数，就根据保障人数进行换算，从高段开始。这一举措可以起到保底的作用，避免物理学科报考人数的持续减少，但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报考物理吃亏”的问题。
对此，课题组建议： 在选考学科中，将物理、历史作为必选科目，学生必须至少选择其中一门报考。同时，对物理、历史两门必选科目计120分，采用原始分计分。这样，第一，解决了区分度不够的问题；第二，提高了物理、历史两门学科的学科地位；第三，极大缓解了同科目因为难度不同导致原始分不可比的问题。
（二） 注重程序和内涵，增强综合素质评价和评价结果使用的科学性，避免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不用或误用
高校在录取时参考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新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亮点，对推进中学阶段的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但关于什么是综合素质、怎样测量综合素质、怎样运用综合素质评价成果等问题，目前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现在采用的是综合素质计分的方法，即在中学阶段忠实地记录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表现，为高校录取提供参考。但不同教师、不同学校记录的方法和内容不尽相同，记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存在差别。数据表明，仍有多数校长和专家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真实性存在疑虑。
借鉴国外大学的录取方式，能给我们几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是高校而非高中；第二，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主要是看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评价的手段主要是由一系列测评环节构成，比如提交报考志愿、参加小组讨论、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完成临时布置的任务、辩论、进行课题设计等等；第四，程序设计要能够保证全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有效。课题组建议注重程序和内涵的研究与运用，增强综合素质评价和评价结果使用的科学性，避免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不用或误用。
（三） 压缩等级数量，对选考科目实施校正等级分，提高高考计分与分数合成的科学性
上海与浙江的高考改革都是等级性考试，各科目以等级赋分制来呈现考试成绩，即以高中学生成绩合格为赋分前提，根据事先划定的等级比例，各科考生在选考人群中处于相同位序的被赋予相同等级，并计入高考总分。但在操作中，由于等级比例按规定进行划定，极有可能出现两名考生某门等级考试的成绩只相差一分但却相差一个或两个等级的现象，他们最终得到的等级分可能相差3分或更多。这种分差在计入高考成绩后对考生造成的影响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经过研究，课题组建议压缩等级数量，对选考科目实施校正等级分，提高高考计分与分数合成的科学性。
（四） “教、考、招”相互联动，提升高校招生能力，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招生能力
高校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时，通常是通过面试来对考生进行评分的。在上海与浙江的新高考录取过程中，各有关高校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此进行了精心组织，总体反应是好的。但在调研中有部分高中校长表示，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后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有所扩大，如何保证过程的公平性就尤其值得关注。由于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很好建立，加之学生对高校如何使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对于在综合素质评价中是否会出现“拼爹”、“开后门”等问题，家长和学校均表达了他们的担心。
中学的“教”、考试部门的“考”、高校的“招”，功能不同，作用阶段也不同，但必须前后呼应，避免各自为政。课题组建议： 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做好课程调整、课程选修、建立走班制、提高师资水平等方面的准备。在考试的组织阶段，要使学生成为选科选考的主体。以前在填报志愿时，有60%甚至更多的学生的志愿不是自己填报，而是由教师和家长包办或主导的。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学生在升入大学后，由于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不了解而出现厌学的情绪。新高考改革把选科提前到了高一年级，高二又面临一次选择，高三还要再面临一次选择，中途
还有调整选择的机会，这对提高学生的选择意识和选择能力是非常有利的。组织好、指导好学生的选科选考是整个高考的一个重要环节。再就是招生阶段的工作。招生阶段的改革力度和高校的参与力度对新高考改革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所以，教、考、招必须有效联动，提高招生录取工作的系统协调性，特别是要增强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选拔水平。
（五） 提高高中办学标准，改善办学条件，为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高考综合改革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尤其是等级性考试实施选科选考，需要软硬件资源的配套跟进。目前，改革所需的人财物资源仍存在明显的缺口。
首先，教室、场地等配套资源不能充分满足需求。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权，上海市各高中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走班教学，这就增加了对教室、场地等硬件资源的需求。虽然上海市通过加大教室建设力度、合理配置教室资源、加强创新实验室建设等措施盘活存量，拓展空间，但未来若要进一步推进“选课走班”，各区县高中的教室、场地等资源仍存在着较大缺口。
其次，高中学科教师师资力量总体短缺且结构性问题凸显。从短期看，“3+3”招生考试模式改革打破了原先“3+1”的考试模式，使得选考各门学科的考生比例有所调整。同时，允许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意味着每年度选修各学科的学生比例都可能出现变化，这对学科教师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同时段、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教师需求量的波动性较大。由此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短时期内，高中学校无法根据以往工作经验配备师资，导致出现部分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与富余的“潮汐”现象。从长期看，高中学校师资总量不足的问题依然凸显。
再者，区域教育经费资源投入相对匮乏。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权而实施的“6选3”等级性考试方案，增加了各方面的财力成本，主要表现在： 实施多次考试，增加了大量的考务和管理成本；建立创新实验室、实施“走班教学”亟需增加基建成本；高中教师绩效工资和编制扩增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等。在这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和浙江都尚有压力，其他省市在推进新高考改革时更需做好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因此，课题组建议，将提高普通办学标准和办学水平作为重要任务，以保障新高考改革目标的实现。此外，课题组还对提高高中管理水平和高校招生能力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可行性分析。

全书摘要
导论 在改革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
第一节 新高考改革的新探索
第二节 新高考改革的新起点
第三节 新高考改革的新挑战
第四节 以改革的姿态迎接新高考改革

第一部分 学业水平考试改革研究
第一章 完善“选科选考”制度以确保科学学科的地位
第一节 科学学科的地位一直受到精致的维护
第二节 新高考方案对高中生科学素养可能的影响
第三节 科学学科的地位需要继续维护
第四节 学生避考科学科目非畏难而是担心不公平
第五节 四种解决思路的利弊分析
第六节 在新高考架构中增强科学学科地位需要“三板斧”
第二章 改进现行选考科目赋分方式以提高计分的科学性
第一节 沪浙选考科目计分与分数校准机制
第二节 沪浙选科选考与计分机制的关系研究
第三节 选考科目计分的国内外经验
第四节 新高考选考科目计分的理论分析
第五节 新高考分数校准机制的建议
第三章 暂缓实施“一科两考”以保障考试评价的科学有效性
第一节 “同一科目两次考试机会”的政策安排
第二节 “一科多考”国家和地区及其考试类型的选择标准
第三节 推行“一科多考”应具备的条件
第四节 我国推行“一科两考”的条件限制
第五节 当前实施“一科两考”的潜在问题
第四章 强化配套资源供给以有效落实“文理不分科”
第一节 “文理不分科”的性质
第二节 “文理不分科”的政策目标
第三节 “文理不分科”： 何为及为何？
第四节 “文理不分科”政策实施的现实困境
第五节 完善“文理不分科”政策实施的配套资源供给

第二部分 综合素质评价研究
第五章 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与使用程序
第一节 综合素质评价的内涵与价值
第二节 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程序
第三节 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使用的路径
第四节 高校招生使用综合素质评价的国际经验及现实可行性
第五节 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使用的风险与保障
第六章 试点高校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探索
第一节 上海市高校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的实践探索
第二节 复旦大学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的理念、方法与成效
第三节 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改革实践
第四节 浙江师范大学“三位一体”综合评价录取的质量与公平研究
第七章 提高高校招生能力以保障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
第一节 提高高校自主招生能力的必要性
第二节 什么是高校的自主招生能力
第三节 如何加强高校招生能力建设

第三部分 高考改革环境和条件研究
第八章 适应新高考学校完善环境资源
第一节 适应新高考学校教学资源的建设
第二节 适应新高考学校的课程安排
第三节 适应新高考的学校教学管理
第四节 科学安排考试时间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