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十年记》：
刚到农村的第一年，因为有安家费，公社粮站每月还供应一点油和白面，日子还不算太难。但当时我们只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没人会做农民的饭食，安家费由生产队保管，于是生产队就派了个出身清白的大师傅。每天的主食是小米、高粱米和苞米大馇子。最让我们的胃抗拒的是高粱米，刚刚开始吃高粱米饭，胃里涨得难受，晚上躺在炕上翻饼烙饼地睡不着，实在难受了，就坐起来捶打胀鼓鼓的肚子，几天都拉不出屎。没过多久，眼瞅着日子就紧起来了，油吃光了，就用米汤熬冻白菜，撒上一点大粒盐，盐也不是海盐，是从一个叫“乌伦门沁（音）”的地方买来的，不含碘，当地的地方病就是“大脖子”病，很多人尤其是女人的衣领扣根本扣不上，脖子上鼓起一个大包，看着难受。
晌午从地里收工回来，揭开锅盖一看，早上剩的大馇子饭，还原封不动地躺在锅里，大师傅只在灶坑里填了把火，热了热，饭上爬满了蚂蚁。“这饭怎么吃呀？”我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大师傅请教，“没事儿，这饭吃了有劲儿”，大师傅乐呵呵地回答。1968年9月到年底，知青的粮食是到公社粮站去买，供应标准绝对够吃，可是就没够吃，原来大师傅把青年点的粮食和自家的粮食混了。于是向队里要求换大师傅，队里派来了王大娘，王大娘是孤寡老人，寄居在妹妹家，是个善良勤劳的好大娘，她做的饭菜好吃干净，换着样的粗粮细作，我们可喜欢她了。好景不长，她妹妹家说让她出来做饭丢人，王大娘只好回妹妹家去干不丢人的家务活儿了。没有大师傅，知青们只能开始轮流做饭。就是在北京，也没几个在家做过饭的，何况在农村，用大柴锅捞饭熬菜，还是十四个人的饭，谁都怵，可谁也躲不过去，只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刚开始谁也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也没有个当家人张罗事。王大娘不给我们做饭后没多久，发现没有菜吃了。菜呢？在队里场院的犄角堆着呢。队里分大白菜时把分给青年点的菜先存放在场院里了，可我们被繁重的农活儿累得快趴下了，在陌生的生活环境里晕头转向，早把这茬儿给忘到脑后头了。直到没菜下锅了，才想起来去找。到了场院一瞅，那叫一个惨不忍睹，猪啃鸡刨加上天寒地冻，根本不能要了。大家心里特别难受，真是没娘疼的孩子了，怎么不告诉这堆菜是分给我们的呀？大家这下都跟霜打了似的，只好有什么吃什么了。从粮站买的油早就没了，就用米汤熬冻白菜、要不煮黄豆撒点大盐粒，还有过醋精泡饭就大蒜的时候，真挺惨的。后来也想明白了，不是队里没告诉知青，是我们不会过日子，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就是要算计着。
都说记吃不记打，第二年搬到青年点的房子里后，就开出一小块菜园子，青年点的领导班子也更新了，深刻理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道理，用大队蔡书记的话说，开始“勤劳勇敢”了。就这样日子还是紧紧巴巴的，为了俭省，甚至不打算花钱买那配给的几斤白面了。蔡书记知道了，劝我们：日子不是这样过的，不能从嘴里省，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听人劝吃饱饭，开始学着过日子的本事，从头开始学，啥都不会，就啥都学呗，谁让我们正年轻。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到了农村才知道不像城市啥都可以用钱票买，这过日子的学问大了，很多都是要自己动手，才能吃到嘴里。
首先是得有米，人民公社社员的口粮是要从生产队领取的，而且是有口粮标准的。即便内蒙古这个地多人少的地方，只靠队里分给农民的口粮也是不够吃的。
入冬，粮食都脱完粒，扬晒干净，堆在场院。大宗的粮食是苞米、谷子、高梁米。少量的杂粮是糜子、小黄米、荞麦和麦子、黄豆。杂粮随到场院随着就分了。大宗粮食可不能一下都分光了，先要留出几样，第一是留出公粮来，先得把农业税留够，这是硬指标。还有国家向农民收购的余粮，所谓购粮。按理说应该是自愿出售的，但每年收购的指标是同公粮指标一块下来的，没商量，所以统称公购粮。第二是留出来年的种子，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第三是留出饲料粮，队里最值钱的固定资产就是大牲口，没了它们，啥也干不了，剩下的才是社员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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