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与心迹》：
很久以前在《文汇月刊》上读到过丁玲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文章写到瞿与她的好友王剑虹之间的恋爱，上海大学的情形，激进青年生话的种种，依稀传递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革命罗曼蒂克的氛围。其中也提到了茅盾，虽只是顺笔带到，三言两语，我却至今还有些记得。其时茅盾在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瞿秋白则是社会学系的主任，丁玲记述她做学生时对二位印象，大意谓瞿秋白风趣平易，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茅盾相较之下则显得矜持，师生之界是有的，说望之俨然也许稍过，总之是更像学者、教授吧。这恐怕很可以代表一般激进文学青年心目中茅盾的形象。并非是个人性情的品鉴（时代青年很少有这样的余裕），其中实在隐含着某种政治的评判和与此相关的情感态度。
须知学者、教授在社会上或许是受尊敬的人物，在革命青年的心目中则多少是感到隔膜的。如果说“五四”时期，作为代表“前进知识阶级”的群体，他们为青年所崇仰的话，那么到大革命时代，教授、学者、名人而要能获得革命青年的衷心拥戴，前提倒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像学者、教授或名流。教授、学者体面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联系，其本身似乎就与“革命者”的概念有着不小的距离（照理说作家也属所谓“知识阶级”，应该一律看待，但或许因为其主体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激进青年，故而作为群体，好像是被另当别论的）。即使倾向革命，教授、学者这些字眼所暗示的稳健、矜持、距离感、个人主义等，也妨碍他们无保留地献身革命。而在患着“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激进青年那里，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应是绝对无距离、无保留的。丁玲对茅盾的印象中，有意无意间正包含了这层意思，虽然茅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富于学者气质的作家。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消沉，与中共组织也失去联系，30年代他虽参加左联的工作，并且还是左翼文坛的头面人物，但事实上只被视为同路人。而在这之前，无须什么组织意见，在以革命主人公自居的青年那里，他无形中恐怕就一直被当作同路人看待。
做学生的丁玲不知道，那时的茅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是中共党员。即使知道了，也不见得会全然改变印象，因为他还是有别于那些职业革命家。而在职业革命家眼中，茅盾这样的党员可能只被看作组织的外围，或者也可以称作党内民主人士吧？近读郑超麟《怀旧集》，其中《回忆沈雁冰》一文谈到对茅盾的印象，很有意思，或者也代表了党内（尤其是职业革命家）对茅盾这一类人的看法。
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在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曾做过瞿秋白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加入“托派”组织。在法国时，曾琦拉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给他看该组织的会员录，他回忆道：“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新思潮’杂志（当是《新青年》之误）上写文章，如李大钊、恽代英、田汉、易家钺、王先祈、毛泽东等。出乎意外地，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我想，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新思潮’方面的，与那些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所以感到意外，当是在《东方杂志》上屡见沈雁冰的文章，《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所办，其不革命自不待言，这上面的名人在他想来与革命者总是两路的。这时的郑超麟尚未入党，应属激进青年，他的诧异感与丁玲对茅盾的最初印象，二者背后的意识，实有相通之处。
郑回国到中央机关工作后，与沈雁冰有较多直接接触。渐渐知道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有了党的组织就加入了。郑是回国以后入党的，所以论资格，沈雁冰比他老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怀有成见，甚或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文章提到五卅运动中出现的两份杂志，《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老板出钱让职工办的，照郑的推断，商务印书馆此举“一来为了表示爱国，二来是为了避免闹工潮”。故不敢畅所欲言乃意料中事。郑振铎是该报主编，沈雁冰无疑也参与其事。瞿秋白以为根本没有所谓“公理”可言，对该报极不满（可能多少也含有对沈的不满），遂创办《热血日报》。有意思的是郑对此事的议论：他承认《公理日报》因其性质所限，沈雁冰作为编辑之一不能扭转局势，“但即使他是主编，《公理日报》也未必能像《热血日报》那样冲锋陷阵。我想，即使把《热血日报》交给沈雁冰主编，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沈四平八稳，不够坚定大胆，不够旗帜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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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书账》
★官场时政是不好议的，古人云“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天下无道是要议的了，可未必就让你议，30年代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虽还不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但要议时政，总是难。或许就是为此，林语堂为《京话》写的序里不无夸张地道“京话之难写，难于上青天。”难即在于如何既议了，又在书报检查官的尺度之内，所谓“擦边球”是也。姚颖有几篇文章即因有违碍字样，被官方“修理”过。不过林语堂杂志的格调不过是“幽他一默”，“如珠走盘不出盘”，并不像左翼的意在造反；姚颖的文章虽然尖酸刻薄，但也只是“一笑了之”，无伤“大雅”，用姚颖自己的话说，“我写时虽然未经再三考虑，但大体有个范围，即是以政治社会为背景，以幽默语气为笔调，以‘皆大欢喜’为原则，即不得已而讽刺，亦以‘伤皮不伤肉’为大限度”。所以检查官通常是高抬贵手的。
——《姚颖与（京话）》
★吴稚晖这个名字在内地早已没人提起了，即在台湾，恐怕也早已被人遗忘，虽然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而“蒋公”对他礼遇有加。我们的史书上通常将他视为国民党政客：他虽早年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却到国民党里做了官，1927年又极力赞同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在野史里他则是一个“怪人”形象：这里的“怪”一是来自他的口无遗拦，常发怪论；二是不同于一般党国要员的平民作风，出行拒绝坐轿，乘车是三等，坐船坐统舱，自带帆布床，只穿布衣布鞋，在街上可与乞丐答话，等等。——二者都是当时新闻的好材料。
——《“白话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