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精美散文》：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按照地址找到了他们家。是在淮海中路新造的一幢宿舍楼里，按当时上海的居住水准，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们是新搬进去的，我想，既然上面有了给他们分房的举动，平反的事可能真的不远了。这在中国官场，叫作“正在走程序”。
张可老师一见我乐坏了，忙忙颠颠地端茶、送点心。他们家里雇了一个头面干净的老保姆，张可老师说：“她是你的同乡，余姚人。”老保姆用余姚话与我打过招呼，就去忙饭菜了。
王元化先生坐在我边上，说：“开头要说的话都写在那封信里了，今天开门见山吧。你读了这篇文章没有？”他拿起一本杂志放在我眼前，我一看，是李泽厚的《论严复》。
“我觉得这一篇，比他50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写得好，尽管那篇资料收集得更细致。”王元化先生说。
张可老师一听，立即嗔怪起来：“人家秋雨那么远的路赶过来，茶都没有喝一口，一下子就谈得那么严肃！”说着就拐身到厨房里去了。
我就与王元化先生谈李泽厚。我说王元化先生有眼光，这几年李泽厚进步很大，远超自己的50年代。尤其是他以康德为背景的美学理论，已经把朱光潜、宗白华比下去了。王元化先生睁大眼睛看着我，估计他会把朱光潜看得更高一点。但他还没有开口，张可老师已经在招呼吃饭了。
菜不多，但很精致。张可老师不断地在往我的盘里夹菜，自己几乎不怎么吃。他们家的饭碗很小，我几口就吃完了，张可老师忙着一次次添，添完又夹菜。连王元化先生看了也觉得有点过分了，不断笑着说：“让秋雨自己来，自己人不用太客气。”
我看着张可老师，想起在烂泥小屋我们一起吃盐豆的五个月，想起她在老祠堂把草扎肉让给我……她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说：“秋雨像骆驼，可以吃很多，也可以饿很久。”
吃完饭，王元化先生一挥手，要我到隔壁房间谈学问。张可老师向我一笑，说：“你们谈学问我就不参与了。”
乍听这话像家庭妇女，但我分明记得，在农村，她一直在给我谈学问啊，而且谈得那么好。
与王元化先生谈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此刻浑身蕴藏着一个被废黜已久的学者对于学术交谈的强烈饥渴。反过来，他的知识结构又让我不无惊喜。他出事是在50年代前期，那时，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等到他被羁押之后，社会上倒是越来越左了，他已经没有权利投入，因此也就保持了一份特殊的纯净。
为此，我们两人决定多谈几次。
在第一次拜访之后，我又在一个月里三次重访。为了谈得长一点，我一般都是下午二时去，不要与晚饭靠得太近。张可老师还是不参与，只是与老保姆一起，在厨房准备点心和晚饭。大概在三点半左右，点心就端出来了，非常细致，比如四个煎馄饨，或一小碗酒酿圆子。
通过几次长谈，我大体领略了王元化先生的知识结构。
王元化先生的父亲是教师，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清华园，“那里连鞋匠都讲英文”，因此有不错的西学背景。他原是基督徒，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较多的时间着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也没有安心求学的可能，但对18、19世纪欧美的文化思潮都有了解，又更多地受到俄国别林斯基、丹麦勃兰兑斯和法国罗曼·罗兰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关怀、人文激情上，都超过了很多留学归来的“民国学人”。
“胡风事件”使他改变了文化道路。从监狱释放后，他随张可研究了莎士比亚，自学了黑格尔哲学，又把《文心雕龙》作为理论解析的中国标本。这使他从一个文化评论者转化为专业研究者。
他文化视野的下限，大概止于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这也是“文革”结束后几年他看书自学的。由于年龄的制约，他不可能学得更多。因此，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荣格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对于接受美学，对于由卡夫卡起头的现代派文学，对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他都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虽然也会提及，但基本不在他欣赏和研究的范围。因此，他是一个带有19世纪的文化印记，再加上20世纪革命责任的学者。他的重返，对上海文化界来说，是一种隔代风格的隐约重现，颇为可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