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三书：记忆之塔》：
他似乎在文化认识上受伤很深，整个世界不朝着他认可的方向运行，甚至反其道而行，让他很伤心，却无能为力。他认为国民党失去整个大陆江山，是新文化运动害的，在他看来，没有新文化，没有白话文，没有胡适，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整个中国就没有今天的陵夷之痛。他早年出国留学，还拿过威斯康星大学的学位，也到过欧洲，对西方文化语言浸淫甚深，他除了娴熟英文、德文，对拉丁文与希腊文也有研究，据说新生南路圣家堂的耶稣会教士看到他都十分尊敬的。但他晚年，把那些让人家尊敬的东西都抛弃了，变得急切又愤慨，他把整个西方几千年发展出来的文化或文明用最短的两个字来概括，那两个字就是“狗屁”！
他不相信现代医学，他年老有泌尿问题，有人劝他开刀，说那是很简单的手术，但他拒绝，只服食中医开的药。他把所有的西书都扔掉、烧掉，书桌旁只放了一部丁福保编的《说文解字诂林》。他轻视、敌视整个世界，但都没有回应，他就把这种轻视与敌视带到课堂，把怒气尽数发在受现代教育的学生身上。他只要我们背书，背得不好就大声地跟学生叫：“滚出去！”他跟我们说：“在我眼中看来，你们什么也不是！”这已经是比较轻的责罚了，要知道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在他老人家眼中也只是“狗屁”两字而已，而大学者沈刚伯、台静农在他嘴里只能与最不堪的字眼相比。只获得“你们什么也不是”的詈责，我们何其有幸啊！
我们大四的时候有一门“中国思想史”的必修课，课表上写的是由林尹教授来教。林尹字景伊，浙江瑞安人，他是师大的老牌教授，也是师大“国文”研究所的所长。大学办中文研究所，师大的博士班成立得比台大还早，所以当年我们一些年轻的教师如教文字学的赖炎元先生、教声韵学的陈新雄先生，都刚从师大博士班毕业或还在修业中，“中国思想史”由我们老师的老师来教，当然令大家延企以待了。
当年师大“国文”研究所，极重师承，相沿成风，对老师必称字号，绝不敢直呼其名。师大学生对外校老师就没这个规矩，像台大的名师，也台静农、屈万里地乱叫，但对林老师他们不仅不敢叫他林尹，连叫林景伊也觉得不够恭敬，都只能称呼“本师林先生”，写出来，林字前必空一格，念出来，必在林字前一顿，表示鞠躬顿首的意思，十分有趣。因为林先生以前在大陆曾做过黄季刚（侃）的学生，而黄季刚又是章太炎（炳麟）的弟子，所以师大这派人，遇到要提起章黄的时候，也毕恭毕敬地称章先生、黄先生，而钱玄同因曾为林先生的《中国声韵学史》做过序，也算是林的老师，遇到这位疯疯癫癫的晚年连姓都改了的“疑古玄同”老哥，他们也得敬称他钱先生，表情也是凝肃得很。
我们在教室恭候“本师林先生”，但林先生却晚了半个小时才进教室，他在教室外捻熄了手上的香烟，一上得讲台就问我们买了他写的《中国思想史纲要》没有，没有要快买，然后天南地北地大谈中国思想发展的“大势”。他说中国思想的大势在先讲孝亲，然后“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移孝作忠，这叫修齐治平，也就是“大学之道”。他要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孝亲，以免“子欲养而亲不待”了，整堂课他在演说儒家的孝亲之道，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思想发展的大势。更有趣的是他越说越得意，竟然从他西装的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扁平的玻璃瓶，里面装了大半瓶洋酒，他打开瓶塞，当场就喝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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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