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1922―2009)，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1944―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私塾里的背诵
报上有文章主张学生应该背诵一些古典诗文，引起我回想小时在家塾里背书的情形。
私塾教育在科举时代，原是为应科举考试做准备的。我进家塾，已经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末，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二十多年，我们家里从父亲他们那一辈起，都是读几年家塾之后便要进新式学校的了。但是我们在家塾里读的“四书”“五经”、唐诗、古文，全得背诵，这显然还是科举时代私塾教育的遗法。因为科举考试最主要的是考“四书文”，从“四书”中摘出一句数句或一章，即为作文的命题，叫你作一篇八股文加以发挥，这叫作“代圣贤立言”，所以“四书”第一要读得熟而又熟。还要考经义，所以“五经”也要熟读。还要作试帖诗，所以要熟读唐诗。古文主要是读唐宋八大家的，实际上是把他们看作八股文的先辈或长亲。大约这一套在私塾教育里已经定型，习惯相沿，即使科举制度废除了二十多年之后，只要你开私塾仍然很难完全摆脱它。
我们受的私塾教育，也有了些改变：“四书”虽仍是要从头到尾熟读，但是已经不读朱熹的注，这在科举时代是要读的，因为八股文里发挥“四书”的道理，规定了只准根据朱熹的解释。“五经”之中，只有《诗经》和《左传》（读《左传》就是读《春秋》）是全读，其他都是选读。八股文一篇没有读过，更没有学作过，我们的写作课只是作一般的文言文；从未命题作诗，我们是读了《唐诗三百首》，慢慢有兴趣自己学着做的，从未抄在作文本上请老师批改。旧时私塾里，作文之前，先要对对子，为八股文、试帖诗打基础，我们也没有经过这一段训练。总之，我们受的私塾教育，已经大为简化了。
在读“四书”“五经”之前，还有一个发蒙的阶段。旧时蒙学教材，通行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增广贤文》等等。我们只读过《三字经》一种；但是我们还读了一本《弟子规》，一本《读史论略》，这两种却有些特别，似乎不是一般通行常读的。
不管是蒙学书，是“四书”“五经”，是《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教学方法都是着重背诵。每天早晨一上学，先生（那时不称“老师”，当面背面都称“先生”）便上一段生书。“上”是讲解之意；有些塾师不会讲解，只会把课文朗读出来，叫学生跟着朗读，也叫作“上”。“生书”是尚未读“熟”的书之意。然后学生各归座位，一遍一遍地朗诵当天的“生书”，不拘遍数，不拘时间，读到自己觉得能背诵的程度，便自动去先生面前请求“背书”。学生将自己的书呈于先生面前，然后背向先生，高声背诵，往往左右摇晃着身体，两脚随之一起一落，仿佛为背诵打拍子。如果背诵得格格涩涩，显系没有读熟，先生便令其拿书回座位再读；先生大发脾气时把书怒掷于地，叫学生捡起来回去读，也是有的。当天的生书读熟，背诵通过之后，还有“小总”和“大总”。先将昨天今天两天上的书连在一起读，再到先生面前背诵一遍，这叫作“小总”。然后又将最近十天上的书，连在一起读，又到先生面前背诵一遍，这叫作“大总”。这是在反复巩固记忆。这样算起来，每一段书都熟读背诵过十二遍。凡“四书”“五经”，都是这样的读法，每一个上午，都在这样反复朗读和背诵中度过。下午用于练大小字及三五日作文一次，等等。晚饭后上夜学，则是读诗和古文的时间，主要教材是《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选着讲读；另外还自别的书上选讲一些，作为补充。这种补充教材，由学生自己抄下来，各自汇订成册，诗古文都要求背诵，但不要“小总”“大总”，只是一次背诵通过就行。
上面说过，过去教私塾的老师，有的并不会讲解，只会把课文一句一句地念出来，叫学生跟着念。我们家里聘请的老师都能讲解，能把书上的古奥文句换成口头说的白话，讲出一个大概来。我最爱听讲《左传》，因为那里面有历史故事，特别是历时较长的连贯性故事，例如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故事，我听了就很同情这个人物，关心他的命运，希望他得到好结局，终于很高兴地看到他回了晋国，继承了国君之位，是为晋文公，他并且建立了霸业，成为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提起来我好像同他认识似的。《诗经》是韵文，尽管古今音韵颇有变迁，读起来大致仍能朗朗上口，所以读得也还有兴趣，这主要是指“风”和“小雅”而言，“大雅”和“颂”可不好读。更有兴趣的是读汉魏以下的五七言诗，浅显易懂，音韵调谐，写景抒情能打动孩子们的心，都是原因。最难读的是佶屈聱牙的《尚书》，最难懂的是讲性论道、谈仁说义的儒家哲学理论，最无味的是唐宋八大家那些有意“作”出来的文章，当时虽然都硬读强记下来，以后很快便忘了。
五六年时光的背诵教育，不能说是完全白费。后来看人家的文章，听人家的谈话，遇着引用到“四书”“五经”里的文句、典故、格言、成语之类的，或者议论到这些书中的事情和道理的，我多少能够知道一些，不会完全茫然，必须翻书查考时大致有个方向，有些线索，这恐怕是最显著的收获了。中国两千年来，独尊儒家，儒家的经典是读书人个个要熟读要尊重的。于是文字语言中，自然会大量地引用这些书，涉及这些书，读书人的立身行事的准则，言谈议论的绳尺，也多不言而喻地出自这些书，所以背诵过这些书的，理解起来自然会比没有背诵过的方便些。但是，用了五六年死记硬背的代价，换来这些收获，我看代价是太大了，何况假如不是要同中国古典文史多打交道的人，那么他根本不太需要这种收获哩。
但有一点，我一向主张：凡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熟读背诵古典诗文的名篇，不能仅以翻翻看看为满足。只有熟读背诵，还得加上自己动笔学着写一些文言文和旧体诗，方才能够涵泳其间，知其浅深甘苦，否则总不免于“隔”。这不是就一般中小学生而言，因为他们将来只会有极少数人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至于作为国民必备的文化知识，要求一般中小学生都能背诵若干最有名的古典诗篇，我也是赞成的，那分量一定极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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