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龙的小说使人领略到了她作为随笔作家的睿智和激扬……她是个心思缜密却又热情率性的女作家,从不吝于表达悲喜交加的情绪。
2. “忧伤动物”(Animal triste) 这个词组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拉丁语名言,即“欢爱后,每个动物都忧伤不已”。无疑,这部被冠以如此标题的小说让人有不祥的预感,并暗示着宿命的思想。
3. 作者把回忆与联想相结合使小说的多条线索在不同层次上展开,让小说具有丰满的立体效果;同时,这种创作手法也颠覆了读者素来只喜欢大致跟踪情节的传统阅读方式。
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从一开始就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这不仅仅因为双方都是有家室的人,——特别是弗朗茨不肯离开他的妻子,以至于他们的爱情是游离于社会道德规范之外的“婚外恋”——而且这里还有政治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隔阂,即东、西德长达四十年的分离和柏林墙二十八年的阻隔,使得他们没有更早相见相知的机会。最终,男女主人公性格上的差异和缺陷,弗朗茨性格上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女主人公为了守住她“迟到的青春之爱”而采取的种种极端行为都加速了他们的爱情悲剧。一直到小说的结尾读者才读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局,这就要求读者自己做出判断去解释为什么弗朗茨在一个无雨的秋夜离开了女主人公的公寓就再也没有返回。
译后记
莫妮卡·马龙,两个德国的讲述者
莫妮卡·马龙于一九四一年出生于柏林西部的新克尔恩区。对很多战时出生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降生在了一个没有父亲伴随的生长环境。由于马龙的母亲赫拉·伊格拉茨的半个犹太人身份,马龙的生父瓦尔特不能与她结婚,这使得尚在母腹中的马龙险些遭到被扼杀的命运。她的出生应该完全归结于一个偶然的因素:因为那位可以为她母亲打胎的犹太医生突然销声匿迹了,马龙的生命才得以延续下来。如马龙在其一九九九年发表的自传作品《帕维尔的信札》里所言,她其实从小是在家庭中的几个女共产党员的呵护教育下长大的。马龙的母亲赫拉背叛了家族的宗教信仰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并积极投入民主德国的筹建工作,在东德成立后自愿选择搬迁到东柏林居住。于是,年幼的莫妮卡也随母同行,被教育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孩子。一九五五年,马龙的母亲与曾担任过柏林第一副市长、人民警察局总监、东德内政部长的卡尔·马龙结婚,后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莫妮卡的继父,莫妮卡也继承了他的父姓,成了所谓的“高干子弟”。
中学毕业后,马龙先在德雷斯顿附近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年的铣工,然后进入柏林洪堡大学学习戏剧学及艺术史。此外,她还在电视台担任过两年导演助理,在表演学校学习工作过,并在两家杂志社做过多年的记者。这些生活经历在她的多部作品中都得到了相应的艺术再现。一九七六年,马龙辞去在东德《周报》的记者工作,开始了自由作家的生涯。
一九六六年,马龙年仅二十五岁时,就加入了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成了一名骄傲的年轻党员。然而一九七八年,在经历了一九七六年“剥夺比尔曼的公民身份”这样的政治风波后,她却选择了退党。究其原因,一方面,她在党内那十二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改变了她的信仰。这是一个从狂热追求到质疑反叛的过程,其中既有好奇、冒险精神和在理想主义教育下要做一番大事的冲动,也不乏失望、迷惘及痛苦的反思。如此看来,马龙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短期接触及“合作”,就是那些年里她追求自我、发现自我这样一个过程的缩影。我读过她为国安部提交的两篇报告——所谓的“揭发”报告——不能不为马龙在其中所表现出的犀利、勇气和批判精神而击节。另一方面,如她在《帕维尔的信札》中坦言,和上辈人的信念产生决裂是马龙这个家族有案可稽的传统。不光是马龙的外祖父背叛了自己犹太家族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他的后代们也都摒弃了他们最初的信念,转而或者信仰共产主义或者放弃了这个信仰。马龙的母亲赫拉和马龙自己的信仰就背道而驰。一九八八年,马龙终于获得一个为期三年、可以离开东德的签证。她移居西德的汉堡后,直至一九九二年才又重返故乡柏林。
一九八一年,在经历了与东德文化审查部门长达三年之久的马拉松式拉锯扯皮之后,在四处奔波寻找出版机会无果的情况下,马龙的处女作《飞灰》终于得以在西德的费舍尔出版社问世。这部使马龙崭露头角的长篇小说不仅以“欧洲最肮脏的城市B”为例,无情地揭露了东德工业区内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还猛烈地抨击了东德的新闻检查制度,为世人特别是西德人打开了当时在东德被视为“禁区”的两扇窗口。从此,马龙在东德遭到了封杀,在东、西德统一之前,她的所有作品只能毫无例外地在西德发表。一直到一九八八年马龙出境移居汉堡,她都是在这种私人生活和职场生涯被强迫分割的状态下写作。如果说这本被德国文学评论界的巨匠马塞尔·莱西- 拉尼茨基称作“伪小说”的《飞灰》还没有完全摆脱报告文学的痕迹,马龙所受的严格记者训练还从中可略见一斑的话,那马龙五年之后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女叛徒》则运用了许多文学上的修辞手法,糅进了超现实主义和荒诞剧的因素,显示了作者独到的构思技巧和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接下来马龙在一九九一年发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寂静巷六号》为她赢得了德国一九九二年“克莱斯特奖”的桂冠。此项殊荣奠定了马龙在德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她的后续文学作品如《忧伤动物》(1996)、《荒芜的终碛》(2002)、《唉,幸福》(2007)以及二〇一三年秋天出版的《阴阳之间》均获得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马龙也不负众望,连续多次获奖,例如,二〇〇三年,马龙被授予“巴特洪堡城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奖”;二〇〇九年,她先是获得“美茵茨城市作家奖”,继而又在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活动中荣获“德意志国家奖”;二〇一一年,自由州萨克森向马龙颁发了“莱辛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莱辛奖”评委会在授奖辞中写道:“莫妮卡·马龙的独立性、公民勇气以及她所创文学的现时性都秉承了莱辛的传统……她的叙事艺术反映了两个德国那令人难以承受的历史和现状。获奖者洞悉世事,揭示奥秘,将个人以及社会的烙印和创伤一并呈现给读者。”
作为代表公众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德国统一前还是统一后,马龙都关注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历史及文化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讨论。她的最新长篇小说,即二〇一八年面世的《乌鸦慕宁或者心乱如麻》,就是借用女主人公对德国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的研究来探讨德国乃至欧洲目前的难民移民政策、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以及战争危机对人及社会的影响。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然而,马龙一向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公民勇气,并以她特有的犀利、睿智和幽默,针砭时弊,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尊敬和喜爱。她对德国文化生活的贡献还通过以下散文和论文集得到了印证:《无论怎样仍致以诚挚的问候——两德通信》(1988)、《基于我理解力的判断依据》(1993)、《横穿铁轨》(2000)、《我的出生地——柏林》(2003)、《为何我写不出那本书却依然要尝试》(2005)、《比特菲尔特的拱桥》(2009)以及为纪念德国统一二十周年而再版的文集《兄弟二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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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马龙以《忧伤动物》这部表现爱之诅咒和赐福的作品,找到了自己的题材……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既令人激动愤懑又让人感受到它的优美雅致;让人既冲动、热血沸腾又让人惊讶于它的平和及成熟稳重。
我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很好的爱情小说之一……文字尤其性感,对情爱的描写大胆而热烈。
——德国“文学教皇”马塞尔·莱西-拉尼茨基
如果你真正爱过,或者正准备拥抱爱情,那你一定会喜欢这部小说的。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