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家风:老红军谭冠三、李光明致长子谭戎生书信集(1952年-1965年)》:
戎生:
你这几年来,学习进步一定很好。我们天天在这里希望你进步。你的弟弟延丰现在那里,他学习有很大进步?希你写信来告我。
我们身体很好,工作也很顺利,不要挂念。祝你和你弟弟身体好,并祝进步!
你的
爸爸谭冠三
妈妈李光明
一九五二年八月
戎生追忆:
从父亲1947年离开我们,已经有5年时间没有父母的音讯了。今天收到西藏来京开会的战斗英雄叔叔带来的书信,别提多高兴了。
父母的来信,问及我近几年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嘱咐我写信告诉他们二弟延丰的情况。因为我俩入校时,我上小学二年级(8岁),二弟延丰只有4岁多,尚在幼儿园。我俩虽在同一个学校,但也很少见面,加以年龄较小,既不大懂事,也不会写信,不可能及时向父母报告我们的情况。双亲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因此写来了这封短信。
母亲前后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大哥谭鳌1939年出生在延安,父亲这时已奉命从延安抗大去晋察冀冀中军区(兼三纵队)任政治部副主任,没有等到母亲分娩就出发了。当时在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很多同志都把孩子寄养在百姓家。作为母亲自然舍不得,她把大哥送走了三次,又要回了三次,说:“孩子还没生下来,老谭就上前线了,他还没来得及看看自己的儿子就走了。”
她背着不满三个月的孩子,与彭真同志的爱人张洁清等十几个同志从延安出发,前往抗日前线,一路艰苦行军,通过多道敌人的封锁线,走了4个多月才到达冀中。她说:“这次我冒着生命危险,把儿子背到冀中,就是要让老谭看看自gI~JL-T-。”她到冀中军区时,父亲到了一分区,后又奉命调到赵谭(南进)支队,大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不幸天亡。
1943年春,父亲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了“七大”会议。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回到延安,又生下妹妹秀秀。这时我和妹妹都得了“百日咳”,因为没有药及时治疗,结果我活下来,秀秀却死了。
次年,弟弟延丰出生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人随部队行动,历经艰苦。我们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的,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
三年后,妹妹齐峪出生了。父母都非常喜欢。但战斗频繁,环境十分艰苦,母亲只好把她送到河北高阳县一个农民家中寄养。次年母亲又生了小弟戎丰。戎丰出生仅7天,就寄养在一个农民家,并写有字据。
1949年2月,父亲调十八军任政治委员,渡江战役打响后,他和张国华军长一起率十八军随二野直下大西南,进行解放战争的最后进军。3月,北京城解放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延丰来到北京,把我们送进了华北军区荣臻小学,母亲返回保定党校学习。不久母亲接到南下去四川的通知,临走前她到北京看了我和弟弟,弟弟才5岁,哭着闹着不要母亲走。待他睡熟以后,母亲还是忍着内心的痛苦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兄妹四人天各一方。一直到1955年,父亲从西藏到北京参加党的代表大会,8年后才见到自己的孩子。母亲1954年参加西藏妇女参观团回北京参观,也离开我们整整5年了。
可以说,我和弟弟是在“依学校为大家庭,视老师为父母”的集体环境中长大的。妹妹齐峪和小弟戎丰则是在农村劳动人民的怀抱中成长的。北京解放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家庭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经过战斗洗礼的父母同孩子们团聚了。而我们的父母又接受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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