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堂散文》：
相思树下
雁山园中有乔木，皮绿分叉，生墙角，欣欣然，秀颀挺拔。号相思树，三年一开花，花谢结荚，荚老熟后内有实，曰“红豆”。此树又名“花榈木”，坊问呼之为“花梨木”，可做名贵家具。此红豆为：豆科蝶形花亚科乔木之种实，非裸子植物紫杉科红豆杉之籽。前者结荚，属豆科；后者本紫杉科，偏名“红豆杉”，有个“豆”字夹于其中，故使常人极易糊涂，弄不清红豆树究竟为何物，红豆到底结于何树。这其间差异唯植物学家知晓，常人则不知其详，俱将其呼为“红豆”，都以之为“相思子”。
此地因之得名“红豆小馆”。可见其名为寻常文人所命，与植物学家无涉。
红豆为世人所重，单就其名，先有浪漫之气袭来，神，且为之往。继而，红豆之色嫣然，殷殷可人，其艳，其鲜，其润，其彩，目，顿为之陷。接踵，耳畔悠然飘来，王摩诘之吟：“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其韵，其境，其意，其味，魂，尽为之萦。
一首王维之《相思》诗，则使红豆以“相思子”，或“相思豆”天下名扬，尽入无数情种之慕怀，以之定情，相思，歆羡，向慕，以致互通款曲。此豆，人人所欲，以为两情相悦之意象。故有人缘，孚众望，与月老，红线同义，可谓俗物。然此物又为文人高士，才子佳人所吟，所颂，且又寓意去国怀乡之故国，故登雅室，入芳斋，堪称雅品。故而，一粒小小之红豆，可谓俗雅得兼也。
细考，此物与相思捆绑，其实早在先秦。据考，南朝时，梁之任防于《述异记》中记曰：“昔战国时，魏国苦秦之难，有以民从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琢上生木，枝叶皆向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夫抗强赢，久征不归。妻病苦恋，哀怨而亡。琢上生木，其叶居然，尽倾其夫去向。常言“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谁料此木偏能知人，交心，寄情，通灵，方为“相思木”也。如此凄婉动人之传说，堪称赋予“相思”本体之文本。而此传说之所以不甚流传，盖因王维之《相思》诗，流布太广，影响深远，其意太美，其辉太艳，故掩其质也。
其实，以相思木，或相思豆来喻情爱，也早在唐季以前。比如，梁武帝便著有《欢闻歌》：“南有相思木，合影复同心。”
20世纪90年代初，与小琴、迪儿初到版纳，记得在橄榄坝集市，见傣家妇女将小红豆串成项链，点点殷红，豆嘴带一绺黑丝，组成环链，澜沧江风拂来，红黑轻摇，与阳光，与白云，与蓝天，与彩裙，与绿树相映，煞是好看。问及，答曰：“孔雀豆”，“佛珠链”，云云。好一个“孔雀豆”，不步相思豆之老套，一股傣家清新迎面徐来；而“佛珠链”之谓，刹那贯通佛缘。致相思之情，油然一脉圣洁。可见，红豆之可人，可之广也。
此红豆树故事甚多，而最为园中管理者乐道者，则在民国大闻人胡适之轶事。胡适《南游杂忆》中记述其曾游雁山园，并为此红豆树写诗：
“我们从阳朔回桂林时，路上经过良丰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在那边讲演一次。其地原名雁山，也是一座石山，岩壑甚美。清咸丰、同治之间，桂林人唐岳买山筑墙，把整个雁山围在园里，名为雁山园。后来园归岑春煊，岑又转送给省政府，今称为西林公园，用作师专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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