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上海啊！上海
上海拉开了我人生的序幕，都说人生如戏，因而，我选了一个大舞台演出，以防我的这出戏过于平常。
我几乎是逃出北方的，并非无路可走，而是担心被套上卸不掉的枷锁：家庭、孩子、无休无止的关系和琐事，再想出来就不能了。
对于全省招生的师范学生来讲，我有着最好的就业去向——到省城的课堂拿起粉笔，授业解惑。但是我整整在课堂里生长了十六年，从一个一尺来高的孩子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我不想再出课堂就走进课堂，与外面的世界再次隔离。况且，所学的那点东西不足以为自己解惑，如何为学生解惑？
我自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但我有着原始的第六感：这不是我要的人生，而且不能把别人要我要的当成我想要的。
我选择到未知的世界，探索别样的生活。
于是，大学一毕业，家也不回，就拎着行囊独自来到上海。
上海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能够滋生各种可能，容纳各种人生。
作为男人，你可以穿着睡衣去买菜，也可以把女人宠得没有底线，可以执着训练跨栏，也可以去NBA打篮球，还可以去参加汽车拉力赛、拍电影。作为女人，可以过着名门闺秀的生活，也可以过着天涯歌女的日子，可以在老弄堂里流言蜚语一生，也可以与叱咤风云的男人恋爱，还可以成为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
所以，旧上海既有文豪，又有青帮；既有作家，又有名伶；既有循规蹈矩的百姓，又有特立独行的叛逆。
上海能包容任何一种身份的你。尤其是女人。
我到上海时只有一种身份：打工者。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生活，目标极其明确：工作。工作的目的是赚钱，在上海立足，养活自己，开创不一样的生活。
我很认真地过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不一样，不再有铃声，不再有班级，不再有成群结队的同学，不再有人给讲课。
上海就是学校，公司就是班级，同事就是同学，领导就是老师。这所学校里的人想的、说的、做的，与那所学校完全不同，没人教，但有人考试，那所学校是每半个学期，二三个月一考；这所学校是每天要考，考你是否按时出勤，是否工作积极，是否在会议上提出积极创意，是否有工作成绩。在那所学校，只要不极其出格，你可以安稳地待在那里；这所学校，彼此试用三个月，不喜欢就可以离开。
我去的时候，上海前所未有的热闹。突然从四面八方来了许多人，聚集了天南海北的毕业生，外来人像潮水一样涌入上海，从各个角度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毕业生们每周末去到各大人才市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只为找一个合适的公司，这是大海捞针，不只是难，而是必须捞到，否则，就得离开上海。
上海的庞大与冷漠使我生活在看不见的魔沼中，被迫加速成熟与世故，而我既简单又直率，又真正来自乡下。
初到上海时，我还没见过地铁，没坐过空调公交车，没吃过肯德基，没出过门，最远到达哈尔滨，最大的世界是呼兰河，能够发生什么？
就像一个孩子独自去迪士尼乐同，跑到成人的世界里去玩，而上海不是迪士尼，所有的游戏都是真的。更可怕的是，我根本不懂游戏规则，时常把过山车当作旋转木马，惊得自己尖声呐喊，却动弹不得。
学校生活就像旋转木马，上海的生活则是过山车。好几次头悬向下时，保险带差点脱落，我双手死死地拽着锁扣才能自保，还有那不讲道理的速度，使我完全没有能力思考，只被迫旋转奔跑。
我在人生最无知、最幼稚的时刻生活在上海，两年后便匆匆逃离。逃出上海后，从未想过回来。无论它怎样精彩，都不属于我。
但之后每次去上海，感受极其异样，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心境。回到上海，都有一种回溯当年初入社会时的疼痛感，也有一种探望性情相左的老友的重逢感，总之，每一次，都会五味杂陈。
尤其刚离开那两年，每次回去，都会感慨：
这里，我住过！
啊，这幢大厦，我工作过。
这里，那个中秋节，我独自站在窗边流泪。
这里，我—个人看着APEC会议的烟花绽放在黄浦江上。
又开一条地铁？三条？哇。
我甚至还会特意开车去之前住过的那些房子，去寻找那个心酸的打工者的辛酸历程，然后，便找一处饕餮，慰藉当年连的士都打不起的自己。
无论是在上海新天地喝咖啡，还是黄浦江畔喝德国啤酒，或是到穹六人间吃西餐，然后去淮海路购物，衡山路泡肥，都有一种雪耻的感觉，似乎是猿人学会了直立行走之后，再到爬行的地方奔跑，让它知道：我长大了。
这种感觉几年之后，才渐渐消失。一是因为时间，二是上海的变化。
上海不是我生活时的上海，我也不是当初的我。我和她之间，都没有坚守那份原始的质朴，尽管越来越美，却非人生初见。我知她之变，她却不知我之变。
上海赋予人这样一种狂妄及能力：能够在上海生活一年以上的人，足以在中国任何城市生存。我用人生证明：生活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比上海简单。而我却在人生最简单的岁月里，生活在最不简单的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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