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三书：家族合照》：
一九四九年底，我们刚到台湾，还没搬到宜兰，那时母亲与我们几个人都依附着二姐一起住，二姐是“陆军”军眷，我们住在中坜平镇郊外的一个名叫南势国民学校的礼堂里。应该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一天二姐突然得到音讯，说当时住在云林虎尾的大姐要临盆了，要母亲过去帮忙，母亲就赶赴虎尾，帮大姐接生。这次是个男孩，母亲与大姐都高兴，大姐夫为他取了个很有抱负的名字，叫作“兴亚”，希望他以后有出息。但兴亚有个小名叫咪咪，为什么叫他咪咪，就弄不清楚了，也许生时啼叫像猫也说不定，后来叫惯了也不去考究了。我听大人说，我大姐夫黄林因获麟儿而当晚喝了大醉回家，一不小心摔到了稻田里，把身体弄得个兮脏。
我一生与这位姐夫其实没见过几次面。二姐夫说，黄林是个老实人，很少讲话，大姐以前也说过，黄林有事都往肚里吞，从不说出来。他在“空军”也没混好，好像一直待在基地的通讯部门，到死也还是个中尉。自从生了儿子后，大姐又生了三个女孩。在我母亲去世的半年前，是寒假的时候，我在读第二次初二（我因留级，读了两次初二），二姐夫把咪咪从台南接来罗东玩（那时大姐一家已搬到台南了），听说黄林得肝病卧病在床，大姐要照顾他不能来。结果没几天突传噩耗，说大姐夫死了，只得再把咪咪送回奔丧。大姐的最后一个女孩是黄林死后才生的，是遗腹女。
此后大姐必须面对生活的考验。五十年代，军人的待遇十分微薄，姐夫死后眷属只有极少的抚恤金可拿，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而且拿了几年就断了。他们住在台南东门外的“空军”崇诲新村里，崇诲新村是个极大的眷村，至少住了好几百户人家，跟我们在罗东住的小眷村在“气势”上很不相同，但尉官眷舍也同样地狭隘。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都大学毕业了，在南部当兵，偶尔到她们家，还得上两条巷子之外的公共厕所，可见生活简窳的地步。
虽然辛苦，大姐仍把四个孩子一个不少地拉拔长大。自从姐夫死后，她为了供应几个孩子的生活与教育，不断设法挣钱。她曾到成功大学的教授家中帮佣，就在离她家不远的东宁路上，但帮佣要离开家，小孩就照顾不到，她后来不去了，在家里自营生活。幸好当时台湾的民生工业开始发展，许多小东西的装配都在民间的客厅里完成，包括机器里的小零件、玩具.最多的是服装上的配饰，譬如女孩用的腰带头，或有绣花装饰的牛仔裤口袋之类的。她们的工作不做腰带头，也不是在牛仔裤口袋上绣花，只是把腰带头不整齐的边磨平，或者把牛仔裤口袋上多余的线头剪掉，工作单调，只是不断重复，工资极为低廉，常常十件二十件才算一两毛钱。那些“货源”都是由中盘的包工来收送，约时取件，因为小本买卖，收取时银货两讫，绝不积欠。
后来大姐不知经哪个管道，知道了某些窍门，她买了一个金属的编织机，做比较独立的代工。那架编织机只要装上线，用手推着梭子左右运动，底下就可以织出一件件小衣裤了，据说这项工作赚钱较多。从此大姐客厅的手工业进入了机器化的时代，每次跟她谈话，她的手都在推着机器运动，发出“喀嚓喀嚓”单调又刺耳的响声，使得跟她谈话，不论说或听都有一点儿困难。她的儿子咪咪与几个女儿如果有空，也得帮忙做。
她编织最多的是一种极细极窄的女性内裤，市面上几乎看不到那种东西的。有几年，她们进的都是大红色的尼龙棉混纺线，家里常被那种绒线与成品堆得满坑满谷。一次我问为什么都是这种内裤，姐姐不肯告诉我，后来才知道那东西看起来像内裤其实不是内裤，是女人月经来时支撑月经棉的垫子，我们男人当然不知道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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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这人不是太低调就是太自负了吧！
——张瑞芬
★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随缘起落浮沉，都是算不上斤两的“小”人物吧。……小人物也有自己的世界，花开花落，自成季节。
——周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