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120 铃声响起
2011 年，我因医院需要，调入急诊科工作。
进科第一周，我与前任护士长交接工作。对着固定资产表，我俩一笔笔进行核对。跟手术室相比，急诊科的固定资产真是少得可怜，值钱的就是几台心电监护仪、一台呼吸机、几台空调，以及1台除颤仪。少量的一次性耗材，不过是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之类的常规耗材。
而且，这里只有一间抢救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观察室、一间护士办公室和一间医生办公室。地方狭小，陈设简陋。
时光倒流，我仿佛回到了 2001 年的手术室。
2001 年的手术室，只有四间手术室，室内是灰暗的水泥地面、生锈的手术床、几扇陈旧的木门。医护人员合在一起仅有十人，常规做些疝气、阑尾炎、剖宫产、子宫全切等手术。
2011 年的手术室，拥有十来间层流手术室，以及遥控手术床、感应手术间，医护人员合在一起四十多人，能应对胸腹腔镜、肿瘤根治术等。
十年的时间，一个小科室可以发展成为重点科室。
理论上来说，既然手术室可以发生改变，那么急诊科同样也可以发生变化。可是真的如此吗？首先，我个人能适应吗？其次，大环境支持吗？一连串的问题让我这个管理新手惶恐紧张、忐忑不安。
第二周，我在完成了与前任护士长的工作交接后，便安排自己进入倒班轮。自然，我也给自己安排了位带教老师——小兰。
急诊医学科（室）或急诊医学中心是医院中重症患者集中、病种多、抢救和管理任务重的科室，也是所有急诊患者入院治疗的必经之地。
急诊科护士的核心工作是急救，其工作分为院前及院内急救。院前急救就是俗称的 120 出诊。接到出诊任务后，急诊科的出诊人员需要奔赴各个出诊地点，在现场完成初步急救处理后，再护送危重病员及手术病员到病房或手术室前。
这一天上午 10 点，120 出诊电话响起，出诊地点是万达汽修厂。
患者喝错了药，发生了过敏反应，当时已人事不省。
我跟随小兰和张代刚医生上了车。路上张医生简单了解了病情，原来患者是头孢过敏，却误服了头孢类的口服药。
救护车快到达万达汽修厂时，有人挥手示意。开车的邱师傅一将车停稳，我们便打开车门，奔向车尾，取下担架，尾随那人冲上楼。卧室里，患者躺在床上，约五十多岁，男性，体型偏胖，正处于昏迷中，身上全是汗，血压 120/90 Hg。
一行人将患者抬上车，尖利的警报声被拉响，救护车加大油门赶回医院。
张医生再次给患者测了血压，听了心率，我和小兰给患者吸氧，打留置针，然后遵医嘱为其皮下注射肾上腺素，肌肉注射异丙嗪等。患者清醒了，却不停地呕吐。车速极快，我的头开始发晕，胃里阵阵翻涌，但是没机会吐，只好忍着，再找垃圾袋接呕吐物。一旁的小兰则为患者擦拭呕吐物，脸上流露的是对患者的同情。食物呕吐物又脏又臭，常人恨不得捂着鼻子退避三舍，小兰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姑娘，却一点也不嫌弃。
张医生早已通知综合服务科人员等候在住院部门口，并联系了内一科的床位。
内一科的医护人员在电梯前等候，患者被送往急救室，此时他已清醒，生命体征平稳，血压 110/70 Hg，血氧饱和度 97％，心率80 次 / 分。
当天晚上 9 点多，我回到了急诊科，汇总上个月医护人员的出诊费和 120 的出诊次数，然后打印成表。忙来忙去就到了 12 点——交接夜班的时候。这是我在急诊科的第一个夜班。
刚刚接班，就有两个骚扰电话不停打来，一直打到快1点才消停。
此时，某乡镇卫生院有电话打来，说有个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病情很危重，要派车去接。
小兰立马通知当班司机和 120 值班医生。凌晨 1 点过 2 分，救护车再次出发。
去乡镇走的是高速公路，车速平稳，饶是如此，因为熬夜的关系，我还是很不适应。丁医生闭上眼睛在座椅上小憩，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乡镇卫生院，患者躺在床上，表情痛苦，已经昏迷，血压130/90 Hg，呼吸困难，颈项强直，血氧饱和度还没有测量。
丁医生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进行了交接，和患者家属谈了病情的严重性，如途中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等。
2 点左右，救护车出发。
上了车，小兰给患者测量了血压和血氧饱和度。果然，患者的血氧饱和度低，还不到 70%，便给其吸了会氧，患者的血氧这才慢慢升到 80%。
深夜的高速公路，车辆很少，救护车刺破耳膜的警报声响在冬日夜空里，只换来更深的寂静。
随着对急诊工作的熟悉，我了解到，我们的院前急救工作除城区出诊外，还包括医院自生成的业务，即上下级医院转诊，也就是将乡镇卫生院患者转运到本院，本院患者转运到上级医院，甚至还转运一部分放弃治疗回家的患者。
我县地处山区，出诊地域半径格外长，有时候需要跋山涉水一整天，晕车是家常便饭。出诊对急诊医护人员的体力要求特别高，不然无法胜任工作。如果自己吐得死去活来，还怎么去照顾患者呢？
更重要的是出诊安全。深夜救护车转运时，山顶往往多雾，看不清道路，稍不注意就可能连人带车滑落万丈悬崖。急诊科是有故事的地方，而以 120 电话调度作为指挥棒的院前急救，更是常常发生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故事。
某天下午，内科打来电话，说一下肢静脉血栓患者要转诊到上级医院。
医生、护士匆匆来到住院部，在内科，意外地碰上了分管内科的院长。原来患者家属在内科大吵大闹，质疑医生处理不当，主任迫于无奈，上报了副院长。副院长到内科后，翻看住院病历，与患者及医生谈话，发现治疗过程并无明显过失。
然而，在与家属谈话的过程中，家属拒绝接受这个结论，扬言要到上级主管部门投诉。后来，副院长反复跟患者沟通，劝其先治疗疾病，被腿痛折磨的患者接受了意见，于是就有了内科要我们转诊这一幕。
走前，副院长再三告诫我和医生，让我们认真对待，平安将患者转诊，力争不激化矛盾。
果然，一上车，我们将患者刚刚安顿好，家属就开始挑刺，说救护车条件差，理由是她坐的椅子不舒服。
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口口声声说要为她的养女讨个公道，甚至谈到了到上级医院住下、患者病情好转后，一定要找我们医院给补偿，不然不会罢休。
我注意到她在滔滔不绝的同时，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几次声音微弱地叫她：“妈，别吵了。”然而她望都没望养女一眼，身子也没动。
我俯下身子，握住年轻女子的手，安慰她：“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一会儿就到了。”又对中年女子“嘘”了一声，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中年女子不甘心地望了望担架上的养女，虽然没有停止说话，但声音小多了。
尝过了急诊的酸甜苦辣，见识了人间的世情百态，我感到，想做好工作，还是要回到一个初的问题：如何改变基层急诊发展滞后的局面呢？只有四个字：抓牢现实。就像燕子衔泥做窝一样，我们需要一点点把急诊做起来。
在一个临近下班交接点的下午，我们接到资丘镇卫生院的电话，一个心肌梗塞的患者生命垂危，急需转县人民医院治疗，我院 ICU（重症医学科 ） 的医护人员已经先行出发，需要急诊科派一名护理人员配合协作。接完电话，我二话不说，通知当班司机，提上监护仪，拿上出诊单，跑步上车，立即出发。
资丘，一个县域西部乡镇，距县城 103 公里。一路上山路崎岖，路况极差，对向来晕车的我来说并不轻松，我几乎是一路吐着到资丘卫生院的。
到达资丘卫生院时，患者已经被重症医学科医生确诊为急性心梗，用药后生命体征已基本平稳，刚被颠簸的山路折磨得十分疲惫的我，又忙着给患者取平卧位，上心电监护，给氧，仔细查看静脉通道，核对药品，然后踏上返院的道路。
回程路上，我查看监护仪各项数值，询问患者反应，看到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比较平稳，这才稍稍放下心来。刚刚舒了口气，晕车反应导致的胃部不适又开始袭击我。难受像讨人厌的苍蝇，始终在身边嗡嗡作响。
当山路进入颠簸的路段，患者心电图的波形开始紊乱，心率飙升至200次/分，我迅速呼叫医生，打开急救箱，准备给患者用药。
几分钟的抢救后，患者的心电波形逐渐平稳，心率恢复至100次/分。
心率刚刚平稳，患者又开始呕吐。处理呕吐物、清理床单是我必须马上完成的工作。终于，救护车走出山道，驰上高速公路，开始稳定行驶，患者的状况也随之稳定了一些。此时此刻，强忍晕车反应的我，其实已经坚持到了极限，甚至有快要晕过去的感觉。可是我的心却安宁平静，因为这一路的艰辛没有白费。
当年的年度行政查房时，院长特地提到了对急诊科未来发展的要求：“要把大急救变成现实，也就是打造区域急救网络建设，以及多科紧密合作的高效急救平台建设，形成畅通务实的医院绿色通道。”
宜昌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张蓉主任的一段话更是发人深省：“与重视患者就医体验的服务理念相比，患者的生命权和安全对急诊来说更为重要，二者能够结合当然就特别完美了。如果一名急诊医生、一家医院能够强大到只以患者利益为出发点和终归宿的话，我想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变革，它都不会被淘汰。”
我想，每一名急救人，都是一名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带着真心实意为患者服务的信仰，带着在泥沼中行进的勇气，修炼十八般武艺，追求职业理想的实现。
海鸥要飞跃几重大海，才能在沙滩上安眠；一个人要仰望星空多少次，才能窥见真理。当你能够全心投入时，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守在前沿，身着绿衣，披星戴月，120 电话一旦响起，便疾速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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