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屯田形式大体上分为民屯、商屯和军屯三种，而以军屯最著。边腹地屯守军比例略异。《明史》有载：“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代的卫所军制，实质就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军事制度。卫所屯田的目的就是尽力满足军粮所需，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以屯养军是检验卫所成绩的重要内容，也是卫所兵制的基本特点。有明一代，军屯是历时最久、影响也最大的一种屯田方式。各卫所平时除了屯田任务外，还有守御地方之责。朱元璋曾自夸道：“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此言虽过，但也说明，明初屯田，为解决军粮供应确实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从宣德到正统年问，军屯制开始衰落下去。从屯田亩数的大量减少，可以窥见军屯衰落的事实。《明史》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李三谋曾总结军屯衰落之原因：其一，生产力低下，屯军的赋税过重。有的军屯之田处于偏远地区，尤以是北方边镇，这些贫瘠之田产量较低，往往导致屯军劳而无获，难以承担正粮、余粮的赋税重担。其二，生产资料的缺乏和生产条件的恶化。一方面是主要的生产工具耕牛的供应严重不足；另方面是政府无力进行必要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其三，地方武官、监军太监、地方豪右等占田占役状况，到明代中后期愈来愈严重，这是破坏军屯制度的最为致命因素。
除了军屯外，商屯和民屯也是两种重要的屯田形式。商屯其实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屯。明初，为解决边地军粮，政府利用所垄断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可输粮到边地以换取“盐引”，作为贩卖食盐之凭证，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到指定区域销售，此项制度称为“开中”法。后来，有些商人为节省输粮成本，干脆雇人屯垦于边地粮仓附近，将收获之粮就近缴纳换取盐引，这就是商屯之来历。商屯对边粮供给有一定的补充作用。时人刘应秋对商屯评价较高：“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无浸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运，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称为大便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弘治年间兵部尚书叶淇实行了“开中”盐法改革，使得巨商豪富可以纳银代军粮换取盐引，使得商人以屯田补给军粮的兴趣大为减弱，商屯也渐趋衰亡。
民屯也是明代一种较为重要的屯田形式，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明初，相对军屯来说，民屯的规模和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民屯有三种组织形式，如《明史》所载：“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一是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屯种，这在明初时较为常见；二是招募人民屯种，虽说自愿，但和移民屯种一样，具有明显的强迫性；三是徙罪犯到某地屯种。民屯的是以屯为基层单位，一屯即一里，下分十甲，类于里甲制度。李三谋认为，弘治以后，军屯和商屯已经衰落，但民屯却稍有发展。
明末，由于国内起义频繁和辽东边患不断，军粮缺乏十分严重。此时，恢复和整顿各种形式的屯田尤其是军屯，具有较强的迫切性。卢象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多次大举屯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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