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政治经济学新视野：理论、范畴与方法》：
2.马克思的历史的进化的理论不否认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的相对稳定性，甚至认为，生产关系相对于充满活力的不断进取的社会生产力而言，具有间断性发展的、僵化保守的性质，一种社会宏观经济制度一旦形成，其基本制度特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保持不变。这就为特定制度环境不变前提下的微观制度分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种分析必须首先界定分析依据的相对稳定的前提条件，包括一系列明示的或者暗示的“理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新古典理论的短期均衡为方法论基础，它所依据的一系列假定前提是以市场经济，甚至市场经济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历史特征为背景的，但只要明确这些前提性假设的真实含义，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就不失其科学价值，并且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
3.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是使整体的、历史的制度分析方法与局部的工具性的分析方法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根本的方法论前提。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联系与区别、整体与局部、稳定与变革、质变与量变，都是事物固有的内在矛盾性的体现，它们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构成事物生存与发展的内在依据。因此，人的认识活动必须讲两点论，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不会反对与排斥对事物的局部性与独立性、稳定性与量变的研究，只是认为这种研究理应包含在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的大框架之内。
现代产权经济学广泛采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分析框架，力图将问题简化为一个或者一组函数及其一系列约束条件，在这给定的框架内，唯一的结论在分析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这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而且是高度数理形式化的。这种方法论上的特点，近几十年来由于数学工具的广泛应用而加强。形式化的分析方法优点在于逻辑上的简明清晰、和谐一致，缺点是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矛盾现象。现代经济学一般采用逐步导人外生变量的方法，来缩小“和谐的理论”与“矛盾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依靠“外生变量”来解释矛盾与发展的理论方法的局限性早就为许多有洞察力的研究者反复指出。凡勃伦曾经正确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增长现象，除非增长只是指大小、体积、质量、数目、频率方面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新古典理论的形式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讨论数量的连续变动见长，不适于讨论创新与突变。经济增长的现实过程不仅是量变的积累，而且是质变的飞跃。技术创新是质变，制度创新也是质变。熊彼特将此称作“创造性毁灭”确是形象而有趣的说法，他道出了历史进化中旧事物死亡、新事物诞生这种充满矛盾的可怕而又可喜的特征。这个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始终未能很好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矛盾分析法基础上的研究框架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据此，笔者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之内，建立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的综合框架，把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制度分析从逻辑与概念上统一起来。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真心诚意地、老老实实地学习与吸收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成果，把它作为自己在新形势下发展与完善的必不可少的“营养”。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必要引入一系列现代经济学广泛使用的科学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对这些概念作必要的修正与重新定义，使之更适用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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