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誓词的新时代解读》：
“志”之所指，“愿”所趋附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为人类求解放”的志向就是一面立在申请入党者心中的“旗子”。只有立稳、立正、立直了这个“旗子”，我们才能“知所趋附”。
“志”和“愿”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志”是内在的“旗子”，内心的坚守；“愿”是为实现内在坚守而采取的外在行为。只有先产生了“志”才能确立相应的“愿”，只有在“志”指导下“愿”的行为才能持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少人正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之“志”指引下，才产生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
纵观党史，不难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作为为普通百姓谋利益的党，但它的早期成员包括领导人，大多出身比较富裕的家庭，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有的还有比较好的社会职业，在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过上中上等的生活，但他们却选择背离自己的出身，加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有田22亩，年收入80担稻谷，另做生意，有资本二三千元；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有田60亩，自种30亩，出租30亩；周恩来的祖父当过30年县知事，父亲周贻能在外当文书；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以教书为业，另有每年约30担谷的族田收入。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曾任广安警卫总办（团练局长），有田40余亩和几万株桑树，多年以后邓小平曾回忆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谓丰满已极”。在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朱德入党前曾任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彭德怀入党前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刘伯承入党前担任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贺龙入党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徐向前入党前担任武汉南湖学兵团指导员，叶剑英入党前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在旧社会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分别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北京中法大学学生、武昌中山大学学生、法国勤工俭学学生。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包括领导人，在旧社会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前程”均十分美好。
这些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相信共产主义信仰呢，为什么会加人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利益而出生入死呢？最根本的就是“志”的召唤。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经历就具有典型性。
朱德在加入党组织之前，参加过辛亥革命、云南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1916年蔡锷去世后，连年的军阀混战令朱德身心疲惫、彷徨无措。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朱德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心生向往。早已厌倦军阀混战、认定军阀不能救中国的朱德下定决心和那个旧军阀习气的自己彻底决裂，做拯救受苦受难同胞、拯救民族危亡的军人。他谢绝了四川军阀杨森让他做自己师长的邀请，颠簸辗转、历尽艰难，于1922年8月来到上海找共产党。在上海，孙中山和陈独秀分别接见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滇军名将。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今天的香山路7号）接见了朱德。孙中山许以朱德10万大洋，希望他回到滇军，帮助讨伐陈炯明。朱德以要到欧洲求学为名拒绝了邀请。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令人心生崇敬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朱德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来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当陈独秀得知朱德是滇军旅长时，脸色骤变，他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身份，还是回到旧的军队去起积极的作用比较好，站在国民党那儿帮助革命也是一种办法嘛，何必非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中不可呢？”就这样，朱德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直接被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拒绝了。受此冷遇，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我感到绝望、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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