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王学研究：以孙应鳌、李渭为中心/阳明学研究丛书》：
李渭在承接、修正杨简、王畿“毋意”论以及阳明“诚意”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先行”说，表明了儒学道德实践过程的不断深化。李渭“先行”论以行为先，以行为重，着力于“躬行”。李渭其人其学在相知者中主要是以“躬行”为特点而知名。如邹元标被贬都匀期间，与李渭往来论学，对之极其称道：“首访清平孙淮海、思南李同野。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①就在于他接受其“先行”精神，“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为是，今以先生躬行为正”②。胡庐山为李渭《大儒治规》题“四儒治规”，并称：“黔中之学，李浞之为彻。”③赞扬李渭对道德伦理、政治治理的外王精神的用心。罗近溪“与太守李同野渭游南岳……即发明良知实践之学，切切肫肫，务求真实”。良知为真切实有其理其体的德性，且一定是实践之学，而非空谈虚玄。明神宗根据其学说与性格特点赐联道：“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④
我们刚刚在梳理宋明理学本体功夫系统时，说功夫有个体存在维度的德性功夫、社群存在维度的礼教功夫，以及在知行轻重关系上，“轻”与“重”在儒家为一价值范畴，指向心性和事功问题。笔者分析了李}胃心性层面思想，现在提揭其事功，以表明他“先行”功夫的实践品格，外王精神。“先行”不仅是个体的德性实践功夫，也有社群存在维度的礼教与政治事功的实践功夫。
李渭“先行”事功实践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大儒治规》。萧重望说：“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也。”⑤他对两部著作评价极高，点明了《大儒治规》是其政治主张的著作，而且《先行录》之天德与《大儒治规》之王道，一定意义上就表明李渭学说心性与事功结合的特点。李渭《大儒治规》自序写道：“濂溪、明道二大儒治行，凡友朋之郡邑，各一帙赠焉。庐山先生益以象山、晦庵，题日‘四儒治规’。渭回翔郡邑盖有廿载，绎二书有所得否，否亦不敢自猥葺，恐为四儒羞也。假掇孔子为治载在《鲁论》《大学》者，弁二书卷端，四儒布施，固孔子家法矣，为治者宜以此书宾之座右，可也。”其著作阐述的主要是儒家政治领域行为规范和施政的措施，并且希望为官员提供行政治理的范本。再一次说明李渭不仅在心性形上学有较深的造诣，而且也非常重视事功外王之学。焦竑为他做的《参知李公传》吏能表明其一生事功特点。他记载道：“（李渭）初令华阳，为锄奸弊，附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兴学校，抑吏胥，岁省浮费数千金。邻县滞狱，待公而决。迁高州府同知，至则谒甘泉湛先生。修复书院，教授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间饬武事，为不虞备。西贼来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阵，为三覆以待，贼竟引去。时方变里甲为均输，公剂其多寡，官为主办，放民归农，至今著为絮令。……建清远邑治，开驿，从峡中东山达英德，以通东粤，皆公本谋也。晋云南左参政，浚松溪水灌田万余顷。……参知公在所，有循良声。盖学以本政，政以征学，即谓渊、骞、冉、季，兼数器而有之。”①这种传记固然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也不能凭空捏造。从中可以看到他重教育，兴学校，修复书院，教导后学，教化民众；为官清廉，勤俭节约，严格以儒家之道要求自身，爱护治下百姓；政治能力强，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治改革措施，积极支持一条鞭法，兴水利灌溉，修建驿站道路，裁减冗员，也能办案断狱讼，为民锄奸；甚至像王阳明一样懂军事，会兵法，能打仗，剿匪平乱，等等。李渭“渊骞冉季兼数器而有之”，为政与为学统一，为学依据、来源于政治活动的经验总结，而非凭空想象、静坐体悟；而为政活动以为学作为指导，多方面都体现了他心性与事功、内圣与外王兼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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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贵
★当代的阳明后学研究热点，先由泰州王学转向江右王学，再由江右王学转向黔中王学。近十来年的黔中王学研究，昭示阳明后学研究之深入与拓展；而该书对于黔中王学之研究，有发掘新资料、扩充新内容、架构新体系、设立新范例之四大独特贡献，于我们深入、全面、系统地了解黔中王学及其在阳明学后学中的地位，功莫大焉！
——蒋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