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
保路运动。清末民众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掀起的反抗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宣布各省商办干路一律收回，随即同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此举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四川为了筹办川汉铁路，在成都成立了四川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湖北宜昌成立了川汉铁路分公司，已征集铁路股款1400万两，其中实收租股950万两，官民购股260万两，土药盐茶商共认股120万两。可见，路股中的大部分是从四川全省包括农民在内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得来的，因此，路股的绝大部分都转嫁到全省农民头上。反过来说，修筑铁路，与全省人民的实际利益联系了起来。6月1日，清朝中央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会同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向四川发出专电，要将川汉铁路公司现存、已用之款全部提走，只发给股票，并且威胁说，如果四川省一定要筹还路款，清政府必定要大借外债，并以四川财政收入作抵。这表明，清政府赤裸裸地向四川人民劫夺全部路款。这使四川立宪派大感失望。控制四川咨议局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眼看路款不保，便于6月17日发动成都各团体数千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下设总务、讲演、文牍、交涉四部，各司其职，并刊发《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为言论机关刊物。保路同志会还发布《宣言书》，斥责刚上台就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新内阁。8月初，成都召开了全川特别股东大会，会后听到了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夔段（宜昌至奉节），并以川款继续修路的消息。群众的愤怒再也不能遏制了。8月下旬，成都各界开始罢市、罢课，接着全川各地数十座城镇卷入罢市热潮，9月初，人民群众进一步实行抗粮抗捐。9月7日，新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四川立宪派领导人、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及川汉铁路股东会负责人张澜等骗至总督署办公处，加以拘禁，并封闭了铁路公司。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请愿，遭到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数十人，伤者无数。整个四川因此沸腾起来，爆发了全省规模的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准备起义。于是在9月初，四川爆发了以哥老会群众为主的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数十万人揭竿而起，清廷在四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点燃了导火线。
武昌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又称武昌首义。1911年9月，清政府令端方率湖北部分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汉防务空虚。14日，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团体如何利用有利时机，在武昌发难起义问题。会议决定建立统一指挥系统，协调行动，军事上由蒋翊武任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指挥，孙武任参谋长；政治上，由刘公任总理，孙武任常驻政治筹备员，下设若干政治筹备员，负责文告、印信、旗帜、符号以及制造炸弹等事宜。鉴于武昌新军中的革命者没有同盟会领袖人物，会议决定派员赴香港、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汉主持大计。24日，两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经过周密的讨论定于中秋节即10月6日举行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对各标、营和军事学堂的任务及进攻路线作了部署。中秋节那天，湖北当局风闻起义传闻，收缴了新军士兵的子弹，决定中秋节戒严。武昌起义的领导者未能按预定的日期发动起义。出入意料的是，10月9日午后3时，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秘密机关部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巡捕查抄了室内所存为起义准备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钞票等物品及革命党人名册，并逮捕了在场数人。在清朝官府严刑逼供下，有人吐露了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秘密情况。湖广总督瑞潋下令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获悉汉口失事，考虑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决定按9月24日拟定的行动计划，于当晚12时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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