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鼎盛时期的作品。
赫拉巴尔历经和见证了二十世纪捷克历史的跌宕起伏，他始终着笔于波希米亚本土和生活其中的普通人，他描写的边缘人的故事以及凸显的时代性主题，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诗意被全球读者所理解和认同。
在《雪绒花的庆典》中，作家如同用科尔斯克明晃晃的松木搭建起舞台，让笔下富有想象力的人物逐个登台亮相，令读者印象深刻。
赫拉巴尔的小说同改编的戏剧、电影作品，在国内外数十次获奖，其中具代表的是柏林电影节金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雪绒花的庆典》由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以日记形式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属于他鼎盛时期的创作。鲜活的乡村场景，赫拉巴尔式的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性故事，口语化的对白和方言俚语，淡淡的忧郁中看待世界的独到眼光，一系列情节不连贯的故事或图像串联，将荒谬滑稽的人生百态高度戏剧化，这是赫拉巴尔的典型风格和创作高度，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动态的嬗变，展现悖反的两极：纯粹的原生性和超凡的想象力。
林中残木
我刚在打字机上敲击没几分钟，就有人推开院门。客人站到了窗前，喊道：“很好呀，在写作呢！”我机械地绽开一丝微笑，试图不走神，沉入正构思的故事里，那明晃晃的用科尔斯克松木搭建的舞台，我笔下的一个个人物正在上面游走，所以我心不在焉，对来者答非所问，眼睛不时瞄一眼打字机，担心故事的脉络中断，就在片刻之前灵感还似涌泉，汩汩涌入我的打字机……
与此同时，客人叼着烟，呷着咖啡，神采飞扬地在对我叙述着什么，我置若罔闻，一心想着还要过多久自己会到达空灵的巅峰，在进入零状态之前，进行自我清理，把所有的图像和信息抛得远远的，这需要时间，而且很费劲。当我进入内心的平静，随即灵感便如暗流涌动，然后我一股脑儿往打字机里灌入所有的文字，它们从地下潜河里不停歇地冒出来，然后我涂涂删删，原先的文字被改得面目全非……
我的客人腻着不肯离去，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她越发强调说告诉我的信息无比重要，我越发崩溃，担心我的故事会离我而去，抛下我渐行渐远，瞬间闪亮的舞台慢慢熄灭，在黑暗的空间中唯一发光的舞台，我让我的人物一一在舞台上亮相。这下这个舞台也将从我眼前消失，我笔下的人物坠入深渊，我已无力唤回他们，重返我的舞台……所以，故事从我的手指尖上渐渐遁隐，我曾像一个跳高运动员那般酝酿那个故事，就为了逾越那两百一十厘米的高度，而我的客人却对我絮叨说：“哎呀，反正你整天都无所事事，那你等我走了，再继续写完，不行吗？”我说：“好吧，我洗耳恭听。”了解到很多耸人听闻的消息，可我认为，即使那些相关事件的消息再惊艳，它也永远无法复活那个故事，我刚才正在写的那个故事，对它，我已经期待许多年，我几乎已经绝望，然而在今天早上它悠忽出现了，无比鲜活，它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打字机跟前，请求我把它写出来，因为它日臻成熟，已经成年，我已经不必牵强附会，只需深深爱上它……
然而我的那些不邀自来的串门客，每天至少出现三个，每个客人踏进门来，都带着自己是唯一的想法，觉得我在她身上投入那么一丁点时间，又有何妨？所以，眼前的这位客人，跟那些已经来过而且还将来访的客人们一样声称，她到我家里来，是为了给我排解寂寞，给我勇气，不仅激励我写作，而且激励我生活，况且是在他们自己都忙得顾暇不及的情况下。有时候，来客们在院门口相遇，相互礼貌地致意，他们的身影会向相反方向交错而过，但本质上这些来访都是一个模式，让我崩溃。现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好几个客人直接在我家里碰头，坐着不愿离去，轮流对我发问，然后，当一个访客先离开了，在大门口从来不吝对我悻悻然直言，说今天我有些莫名故作正经，我不应该对他们如此冷淡……
然后客人们相继道别，沿着沙地荫道远去，步入树林，嘴里嘀咕说我以前没什么名气的时候，倒算是个人物；而如今，我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时，反倒什么都算不上了……我好几次推脱辩解说：“我累了。”但所有的来客都跳起来表示质疑，有一次有三拨客人同时对我大声质问，兴致勃勃地叫嚷：“累了?累从何来啊！”他们居高临下俯视我，眼睛里迸射出怒火和义愤，认为我怎么能如此亵渎，我，住在林子里，没有孩子，收入大于花费，不必一大早爬起床去上班，因为我已经退休……
并非所有的来访都如此，还有另一类的。有许多来访者登门，是想给予我帮助。有一位女士决定，每个星期六跟自己的男友到我这里来过夜；另一位则邀请我去摩拉维亚住三天；第三位恨不得立刻把我塞进她的小汽车里拉走，让我去索别斯拉夫举办读书会，朗读自己的作品；第四位想介绍我跟一位著名学者认识，然后再结识韦里希；第五位后背驼了个大双肩包，让我必须立即跟她去图尔诺夫捷，从那里再一起徒步去舒马瓦山……我对所有人都允诺说：“好的，好的。”因为我看出来了，倘若我不答应，他们会龇着牙扑上来一口咬住我的喉咙，还会在我的门把手上啐唾沫。
我每天晚上在水泵旁边清洗餐具，用抹布把每一个盘子、茶缸、玻璃杯和刀叉擦拭干净，脑子里同时有一个印象挥之不去，那就是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在客人们留在这里的成堆的衬衫、裤子、西服和领带里，找到我自己的衣服，虽然它们已经有些过时，却是按照我的体型量身缝制的，颜色也中我的意……
然而，比起那些来访更多也更折磨我的，是我那些邻居们的善意。每天，那些外面来的访客们前脚刚走，邻居们随即纷至沓来，为了安慰我说他们理解这种来访有多么烦人。我的邻居们出现时，都慢慢地、悄悄地、蹑手蹑脚地、很用心地先在窗口探个头，然后欢呼道：“好极了，他没在写作！”于是招呼其他邻居，那些人便从灌木丛后面冒出来，前呼后拥扑进我家里，跟我拥抱，奉劝我说，如果我不写作，那我就无所事事，而无所事事乃是一种罪过。赎罪的方法呢，最好是种植杜鹃花、红榛树、茉莉花和其他观赏性灌木……于是一位邻居给我拿来一把铁锹，第二位邻居拿来两把锄头，第三位说他家里多了一辆小推车，把推车给我送来了，第五位拿来了耙子，第六位把我领到树林里，指教我说树叶底下覆盖了肥沃的腐殖土，最适合种杜鹃花和山茶花，其他邻居则教我如何种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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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视赫拉巴尔为罕见的小说家，对其非凡的想象力我们惟有梦想。作为小说家，在二战后的捷克文学中无人企及。
——伊凡·克里玛（捷克著名作家）
他把历史的线性进程和独特的人类生活嬗变为神话——从而把严苛的紧迫感和生命历程的相对性变幻成令人欣慰的人工的回忆。
——彼特里克（捷克文学评论家）
这位独特的作家离奇地把现实主义描写和深刻的作品含义揉入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之中，而这种独特丝毫没有破坏小说的可读性。
——苏姗·罗斯（瑞士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