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家庭问题研究》：
关于东汉时期妇女改嫁的记录虽然较西汉时期大为减少，但实际上其时改嫁行为依然被社会广泛接受。
东汉时期，上至皇帝，下至臣子，均曾撮合失婚女子再嫁。如汉光武帝还有意撮合姐姐再嫁。据《后汉书·宋弘列传》载，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刘秀问她看上谁，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安慰道：“方且图之。”意思就是等我慢慢图谋这件事。后来刘秀召见宋弘，“令主坐屏风后”，刘秀在前面刺探宋弘是否有“富易妻”的意思，遭到委婉拒绝，刘秀撮合公主再嫁的事情就此告吹。汉献帝的哥哥少帝的妃子唐姬在丈夫死后回到娘家，其父还有意撮合她再嫁。
桓帝邓皇后的母亲就是再嫁之人，邓氏和其母亲都没有因之被社会贬低排斥，相反邓氏坐上皇后宝座，其母还得到封君称号。东汉末年骆统的母亲改嫁为华歆的小妻，才女蔡文姬三嫁；《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被休后，县令和太守的儿子争相求婚。《后汉书·应奉列传》注解引《汝南记》日：“汝南邓元义前妻，被谴归家，更嫁为华仲妻。”东汉安帝时，黄昌妻被贩卖到蜀再嫁之后为后夫生儿育女，然而黄昌并不计较这些，十多年后，夫妻二人破镜重圆。
三国时期亦然。汉末曹操死前遗嘱其妾悉数再嫁，如三国各政权的始创之主娶的都是再嫁之妇，而且多给予正嫡之位。《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甄氏系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袁绍军败后因为貌美被文帝曹丕所纳；如《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载，刘备的夫人穆氏，先为刘瑁妻，刘瑁死后，被刘备纳为夫人。《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载，孙权的徐夫人“初适同郡陆尚。尚卒，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孙权步夫人的两个女儿都有再嫁的记录，“长日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日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奂》载，孙壹投降曹魏后，“封吴侯，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
上述例证说明，在东汉三国时期，女子的离婚再嫁行为是不受歧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女性在婚变中的不幸程度。在夫妻关系当中，女子不会太多的谦抑自我，而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不过，东汉时期关于女性改嫁、再嫁的记载大多集中于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东汉中期的记载很少见到，这种情况值得关注。
我们认为，东汉初年民风承自西汉，女子改嫁、再嫁并不稀奇。东汉末年战乱灾荒频仍，人口大量死亡，由于农业人口再生产的需要，人们本能地鼓励女子改嫁、再嫁；至于东汉中期的女子再嫁与改嫁情况，同前后时期衔接，应该像李志生描述的那样，“从先秦到中唐以前，一方面是封建政府对于妇女贞节越来越重视，针对妇女贞节所颁布的政策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妇女守节与劝令改嫁的政策交替出现”。东汉中期应该是处在鼓励妇女守节的时期。恰好，邓太后曾经两次表彰贞节妇女，同时，根据传世文献所见两汉时期的“同产”的记载，即对两汉时期同母异父子女之状况的变化进行研究，其结果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参见后文“继子”目）。东汉妇女的-再嫁、改嫁的概率较西汉前期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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