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些往事：宝瑟余音随笔集/创艺丛书·第七辑》：
　　每逢星期天，我窗下的内街就有小孩子群聚嬉戏，但从未听到他们唱过儿歌。想来也是，现在大人们经常可以“卡拉OK”一番，而可供孩子们唱的儿歌则太少了。
　　我的童年是唱着儿歌长大的。“麻雀仔，叼树枝，叼上冈头望阿姨。阿姨梳只崩沙蝴蝶髻，摘朵红花伴髻围……”多么优美！“鸡公仔，尾婆娑，三岁孩儿学唱歌。唔使爹娘教导我，自己精乖无奈何。”又多么天真烂漫！一班小朋友坐在一起，可唱“排排坐，食果果……”结队出门，便唱“龙舟舟，出街游……”假如在月下，唱“月光光，照地堂……”就更合适了，那一呼百应的场景，清脆而热烈得直薄云霄的童声，常常使大人们中止了谈话，个个绽出笑容来。
　　儿歌构成的文化熏陶，往往渗透着极可贵的因素。记得抗战时唱的《月光光》，末尾的词句是：“船沉底，浸死啪日本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你话好睇唔好睇！”很有时代感。而在我们的前辈，他们诅咒的则是“浸死啪红毛番鬼仔”。想来，这儿歌当作于鸦片战争后，透过它可见当时民众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情绪如何感染着下一代。
　　鸦片战争后，“红毛番鬼”还派来了大批传教士。平心而论，传教士中也确有怀济世之心的好人，但就整体来说，传教本身却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的呼声，这呼声也由孩子们承接了，于是有儿歌唱道：“磨利刀，杀耶稣，杀死耶稣有鬼做！”唱词粗俗，绝对不会是凭儿歌创作获奖的文人的手笔，只在粗俗中直喷出高昂的反帝情绪。1944年，我在逃难途中暂住一小镇，长日无聊，一群小朋友到处乱钻，钻进一座教堂。牧师当即向我们分发宣传品，请我们去听他布道。我们一哄而走，出了门，有人带头唱：“磨利刀。”其他人便放尽喉咙大唱：“杀耶稣，杀死耶稣有鬼做！”读者诸君，你们此刻在平心静气地阅读会觉得我们可笑吧：该杀的是日本兵，怎么又闹着去杀耶稣呢？怎么又对牧师喊打喊杀呢？今天确实太幸福了！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军队，这几十年，跟超级大国也过过三两招，并没吃亏。这个军队给诸君提供了平心静气区别对待外人的资本，而半个世纪前的中国，还是块被外人宰割的砧板肉啊！原谅我们吧，朋友！
　　随着战争的胜利，儿歌也变了。抗日战争胜利没几年，《月光光》的结尾就被唱成：“浸死啪红毛番鬼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一个匿埋门扇底，偷钱去买油炸鬼。”变得油腔滑调了。再后来，兴起唱“肥佬个头，大过五层楼”，越发离谱。更后，则小孩一律唱大人歌，儿歌几乎被扑灭了。现在，一些热心人重新推广《落雨大》等儿歌，.录成的盒带唱得颇优美，可惜影响似乎并不大，我就从未听到窗下的小朋友们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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