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新龙，男，甘肃礼县人，文学创作多年，在各类刊物发表作品五十多万字。多年奔走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对中国农村社会非常熟悉。奔走之余，坚持在平静的生活中写作属于自己的文字。本书是其农村系列的第一本书。已出版历史随笔《宣和四年》。

本书以作家一次回家祭祖为线，带领我们走进大秦岭深处的湫山，作家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原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直视中国乡村变迁，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书中有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的妇女和儿童、进城的打工者、离婚的男人女人、徘徊于城乡之间的青年……这里充满了悲情和苦难、幸福与心酸、奋斗与失败、挫折与追求。这里的人们整日包裹在鸡毛蒜皮、悲欢离合里。但他们坚韧地活着，品读着人间冷暖。作家以悲悯的心态，描写故乡的人和事，看似琐碎的事情中蕴含着个人与大时代的错综复杂关系，让这部书有了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

人可以亏人，但土地不会亏人。

我们是受过苦的人，舍不得浪费一点粮食。我记得在困难的时候，正是土地拯救了我们。我看到现在好多人都不种地了，许多山地，川地都荒废了，长满了蒿草，看着真让人心疼。我要是再年轻十年，我就把村上人不种的那些荒地都种上，对农民来说，仓里有粮人不愁。而今社会好了，但谁也不能保证有个天灾人祸的。我记得六零年，挨饿，树皮都吃尽了，现在的人，不知道心疼粮食，这不好。再说了，人要有忧患意识，都不种地了，缺粮了怎么办？咱们自己打下的粮食，能帮着我们度过很多危机呢？

他们年末岁初打工回来的时候，说着打死都不出去了，外面太苦，挣钱太不容易了。可过了年，咬咬牙，收拾好行李，又走了！

念书的时候知识是廉价的财富，进入社会你就会发现，任何知识的掌握都需要高昂的费用，哪怕是人生的一些见识，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来实现。

1.回  家

腊月二十二，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这也是提前预定好的，我必须要在腊月二十三之前返回故乡去，扫霉除尘，收拾半年多不住人的庭院。在故乡有腊月二十三送灶神的风俗，必须要在这一天将灶神送上天，否则灶神就会在来年搞出各种“乌龙”事件来。

当然，我这次回去，是以调研、分析、研判故乡发展的身份回去的。

临走时，我带上了四岁的女儿。这么做一则可以让她感受一下农村生活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查更深入方便。故乡人，素来对我们这个“城里人”有戒心，要想让他们打开心扉，就得要拉近和他们的距离。女儿就成了我此行的法宝。

我的回乡之旅，就此拉开。

我手里拎着两大包行李，肩上还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孩子的衣物。我出了家门，身后跟着四岁的女儿。

打的赶往班车站。好在班车依旧停在县城北街老地方，只要没有错过点，班车永远在那里停着。当我们赶到班车跟前时，上面已坐满了人。幸亏我有远见，中午提前用行李占了座位。

就这样我上了回家的班车。

这条线路多少年如一日，都是班车在跑。即便是如今这般私家车风靡时代，故乡的路上，依然是班车的主场。

我记得高中时全乡的面包车，曾经跑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各村都有面包车，那些早年间挣了钱的人，都买了面包车，随叫随到。走时到门口接，来时送到大门口。坐车方便了一时，甚至买面包车挣钱，成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时尚。当然，为了多拉人，面包车司机也常常是超载运行。一个七座的面包车，总会超出一两个。我印象中，最拥挤的一次是一个面包车里面挤了16个人。这种情况下，班车的生意也遭受着巨大挑战。饼就那么大，分饼的人多了，到手的饼，也就不多了。所以，那些年里班车司机与面包车总是抢生意，司机们也在明着暗着较着劲。后因面包车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据说“震惊市里”领导，经主管部门整改，这条路上面包车被禁绝。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对不对尚且不定论，但故乡人，总是很怀念有面包车的时代。方便成了人们出行的标准。以后很多年，班车就成了这条道上的主力军。

现在依旧是班车在跑这条线。原来跑这条线路的有好几家，而今只有一家在跑。且分出了早中晚三趟，也算是方便多了。但比起随叫随到，随时就走的面包车时代，交通似乎退步了。

班车上全是老家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有我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全乡有十几个村，一万多人，我自然不可能全部都认识。但认识的总是要认识，不能装作不认识。故乡人很看重见面问好的礼仪，即便是在外面多么厉害的人，到了故乡来，也都是要放下架子的。

我曾经听奶奶说过，故乡在民国时出了一个大将军，大将军每次回来，都会在村口下车，走着进村子，逢人就问好。在故乡眼里，外面再怎么发达，回到回乡，就是故乡人，七大姑八大爷，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婶婶阿婆……一样都不能少。曾经的少不知事，一度让我遭受故乡人的“非议”。现在，我也非常重视这个礼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