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言研究一直都有为语文教育服务的传统。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从关注两大社会语言问题开始的：一为教儿童识字。如据传为周宣王的太史所作的《史籀篇》，秦代李斯作的《仓颉篇》，赵高作的《爰历篇》，胡毋敬作的《博学篇》，都是古代的蒙学课本；二为训释经书。也就是帮人读经，《尔雅》《说文》等所开创的小学传统，就是经学的翼羽。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语文服务。
中国现代语言学一直在两个领域非常用心，一是社会语言规范领域；二是教育领域（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早期关于国语／普通话的提倡、汉字的整理与改革、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的设计、民族语言的识别及一些民族文字的设计与改革、为推广普通话而进行的汉语方言调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等，都凝聚着几代语言学家的心血与智慧。这是社会语言规范领域。在教育领域，王力、吕叔湘、黎锦熙、朱德熙、胡裕树、张斌、陆俭明、邢福义等前辈出版的很多语法学著作，都首先是用于教学的。张志公先生曾经主持编写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20世纪80年代进行修订时，吕叔湘、史存直、朱德熙、胡裕树、张斌、吕冀平、廖序东、张静、黄伯荣、陆俭明、邢福义、李临定、徐枢、饶长溶、施关淦、于根元、卞觉非、史有为、陆丙甫等先生都是参与者，《中国语文》还编辑出版了《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很多学术前辈一生都在关心社会语言规范，关注语文教育，非常了不起。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与世界语言学研究的隔离状态被打破了，不仅引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语用学、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新理论、新流派，也向中国语言学界介绍了各种研究方法，语言学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组成了交叉学科。可以说，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学的知识基本没有进入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后，语言学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成果，几乎没有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相结合。为什么？有两个原因：一是师范教育的原因，部分师范大学虽有“师范”之名，但在中小学师资培养上并不热心；二是语言学自身的原因，中国的语言学希望成为“全语言”的科学，不愿被局限为“教学语言学”，甚至区分了“教学语法”和“科学语法”，这样就相对削弱了对语文教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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